啊，上海男人！(80)_龍應台

八〇

　　但是，我總會做什麼吧？是的，我和同學談方旗和余光中的現代詩、林懷民的小說、新潮文庫的翻譯書。我們讀羅素、卡夫卡、王尚義。我們編《南女青年》，在上面寫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談齊克果和存在主義的文章。下課時，我躺在校園裡的椰子樹下看天空裡白雲的浮動。放學後，我們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鄭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樹。真正要回家時，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車。總要穿過孔子廟，總要從「全台首學」的橫匾下經過，也總要對廟門內那幾株覆蓋亭亭的大樹看上幾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產行門口等車。路的中線有欄杆擋著，不讓行人穿越馬路。我無意識地望著流過的車水馬龍，突然吃了一驚，趕忙將發現告訴身邊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從我們眼前過去的車子全部都是一個方向。」我指向右邊。朋友看看車，看看我，半晌，說，「如果我們換到對面去站，所有那邊的車子也是一個方向。」她也伸出右手。

　　過了好一會兒，她實在忍不住，問道：「你，今天才發現？」

　　在五福特產行裡我平生第一次見到一個黑人。他坐在門邊端看一個中國布偶。引我注意的是他頭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絨線織成，緊緊箍著他的頭，我悄悄在他背後用手碰了下那頂帽子，嚇，那竟是黑人的頭髮！

　　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聯考的時間越來越近。我除了讀書之外，還是讀書；三民主義和地理歷史讀得我受不了的時候，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什麼書都讀不下去的時候，就寫日記。1968年，當布拉格的年輕人被蘇聯的坦克車驅趕的時候，我趴在床上寫字：「……這種蒼白的生活令我窒息。十七歲的日子不應該是這樣的吧？整個靈魂是空的，輕得教人難以承受……」

　　當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裡，沒聽說過「布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蘇聯坦克，更沒夢想過昆德拉。我只是披衣而起，從後門走到茄萣海灘，坐在黑暗的沙灘上抱著腿掉眼淚。

　　1970年夏

　　台南，明鄭時的首都，在20世紀初逐漸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是成長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漁村及農村，共有三十萬人口。沿海一帶因土質過鹹，除番薯外無法耕植，故形成漁塘作業。台南氣候屬亞熱帶，冬季氣溫在華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間，夏季平均溫度為華氏八十二度。夏季並不酷熱，因有海風、颱風及夏雨所致。

　　——《鯤鯓》

　　1970年的夏天，我以為我要到臺北去了，因為多數的大學都在臺北。聯考一放榜，我竟是成功大學的學生。聯考志願表上依序填的是台大、師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系，所以成大是第四志願。我的英文考了九十多分，數學卻只有十分，第四志願也算公平吧。我離開了茄萣，在台南賃屋而居。

　　1970年，保釣運動開始，台獨聯盟在紐約成立總部。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台大哲學系事件、成大讀書會事件發生，1973年，越戰使美國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但高層鬥爭更趨激烈。

　　我呢，騎著一輛單車，逛到光復校區去看花開正盛的一叢九重葛，揣摩「紅杏枝頭春意鬧」的滋味。蹺課時，到榕園的老樹下躺著想心事。晚上趕到全美戲院看場老電影，戲散後沿著民族路的夜市場推著車回家。週末和工學院的男孩子們去虎頭碑、烏山頭、關子嶺郊遊，寒暑假參加救國團組織的各種育樂活動。國民黨滴水不漏地掌握著大學校園；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麼都不知道。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學，我也就不可能從其他的校園聽到任何耳語。

　　在校內參加社團倒是被鼓勵的。我和土木系的賴世聲組織英語會話組，每星期請一些美軍太太來校園裡和學生以英語交談。我們騎車到老遠的大同路底去撳人家的門鈴。次數多了，我也厭了，便藉故不去。有一天，賴世聲就跑到育樂街住處板著臉孔教訓我：「你的責任感呢？這一點都承受不了，將來能為國家做什麼大事？」

　　他稚氣卻認真的臉孔至今在我腦海中。那是臺灣的70年代；我們都是十八歲，我們都讀蔣夢麟的《西潮》、羅家倫的《新人生觀》、蔣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適之的《丁在君這個人》。

　　……青年們，你們的苦悶，豈不是因為你們感覺自己的力量不夠？你們的企圖很多，你們要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時你們要為民族國家打開一條向上的路……我勸你們先從培養自己的力量下手。

　　——蔣廷黻《青年的力量》

　　我們不知道除了蔣夢麟等人之外還有我們讀不到的陳獨秀、翟秋白、李大釗，甚至魯迅和沈從文，但是我們那麼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學裡所有的知識累積和人格鍛煉都是一種準備，讓我們有一天能頂天立地地為民族付出，為國家奉獻。

　　立在20世紀末回顧70年代的校園，才發現我們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響，而70年代的理想主義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年代的臺灣社會。這一個世紀的足跡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脈相傳。

　　我勉為其難地又跨上單車，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國新聞處招考十名英語特優的大學生，由處長親自指導讀書討論會。賴和我都考上了。上課第一天，世聲竟然以質問的口吻問處長：「你開這個討論會有什麼意圖？」

　　美國人愣住了，我更是驚詫。台南美新處在半年前，1970年1月，被炸，謝聰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無所知。美新處這個機構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臺灣與美國的關係，帝國主義與依賴理論，我毫無概念，當然無從理解賴對處長的敵意和疑慮。他畢竟是「中華民國」『參謀總長」的兒子，他畢竟是臺北人。

　　留學生為什麼一出國就「變」？因為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制的社會裡，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喂的，而且只有那麼一種。

　　——《野火集》，1985年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