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81)_龍應台

八一

　　二十年後，麻省理工學院的土木博士賴世聲成為臺北市「捷運局長」。媒體說他是受益于父蔭才得到高職，我知道他不是；他從十八歲就開始為國家鍛煉自己。「捷運」沉屙難起，賴世聲黯然下臺。媒體說他涉嫌貪瀆，在瑞士有鉅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說，觀人要觀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時。我們騎車經過大學路、勝利路，駛過合歡和風凰木的影子，心裡的念頭像迎面的清風一樣乾淨。主持私人書院的王鎮華如此，編輯《天下》雜誌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賴和的林瑞明亦如是。成功大學的孤立，使它保守內向，但也由於它的孤立，它的素樸本質就不受流行時尚的影響，有點「相忘於江湖」的純粹。

　　自己和臺北人有所不同，我還是慢慢發覺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臺北。哥哥的同學一個叫錢寶的說是要讓我認識臺北文化，把我帶到一個黑漆漆的咖啡館裡，裡頭全是見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進去，只覺得不停地踩到錯縱的人腿，差點絆倒。我怎麼表現不記得了，只記得出了咖啡館又站在陽光下時，即將全家移民美國的錢寶用一種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著我，說：「唉，你們台南的女孩子怎麼那麼——」

　　他沒把話說完，但我模糊地意識到臺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樣的；至少不會在黑咖啡館裡絆人家的腿。

　　暑期到臺北參加一個什麼研習會，和一個臺北人同寢室。早上起床後，我在十五分鐘之內漱洗完畢，她卻在鏡前足足坐上一個小時。保養品化妝品的瓶瓶罐罐擺滿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續進行護膚，一會兒是水，一會兒是霜，一會兒是膏。然後要卷睫毛、畫眼線、塗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飾的女孩子，臺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鐘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這樣的人，而且是個臺北人。當她將一張畫好的臉孔轉向我時，我幾乎以為我們是兩個國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會裡，我的室友穿著緊身的套頭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動時中分的直發飛揚起來，哎，真是漂亮極了。我坐在角落裡，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該是怎麼落後的南部人啊。

　　我當然也穿牛仔褲的，但與名牌無關。我們三兩個好朋友總是騎車到民族路與西門路的交口圓環去找「老闆娘」為我們裁衣服。老闆娘是個瘦小的寡婦，帶著一個五歲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間陰暗狹窄的房間裡。房間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齊地疊在角落；另一半則是水泥地面，擺著縫衣機和布料。我們帶來自己的布料，翻看老闆娘的幾本日本時裝雜誌，告訴她我們要的樣式。

　　不管什麼時候去，老闆娘一定在，低頭縫著裙邊或釘上扣子。一點點陽光從門口射進來，照著她看起來發育不全的柔弱的身體。五歲的孩子倚在她腳邊玩一個她縫製的破布球。牆上一幀男人的照片，顏色已黃。

　　我穿著老闆娘手縫的洋裝，去和礦冶系的男朋友約會。約會做什麼？也不過牽著手到東甯路安靜的巷子裡來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黑暗的巷子裡如果有梔子花的香氣飄來，就使人覺得夠幸福了。

　　分手之後，我有了一個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個不曾離開過臺北、不曾看過活豬走路的臺北人。他來台南看我，覺得台南有一種令人著迷的「特殊的氣質」，和我一樣。我們一天一信地熱烈之後，輪到我去臺北看他。一到臺北，奇怪，什麼都走樣了。為什麼我不留中分的長長的直發？為什麼我不穿緊身的套頭衫？為什麼我不懂Bob 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們的戀愛只維持了三個月。

　　我沒熟悉過搖滾樂，倒是老往勝利路上的「樂友」小店跑。成大古典音樂社的成員自己經營一個唱片行，專賣西洋古典音樂，也在大榕樹下辦過幾次古典音樂欣賞。靜極思動的時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巒、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覺太好，它和流行時髦扯不上任何關係，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愛山的實在和單純。

　　實在和單純，不見得都好。我的單純使我對國家霸權毫無懷疑。1972年，成大學生由於組織了讀書會研究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許多學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繼續單純地讀書，單純地戀愛，單純地以為有朝一日我們有為青年要報效國家，而國家只有一個定義，就是國民黨。我們的單純其實是掌權者經營製造的無知。

　　走在世紀末的軌跡上，我已經失去為理想搖旗呐喊，為主義流血流淚的能力；我恐懼梟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對人的社會，我只剩下一個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經理沒什麼不好，只要他遵守並且維護自由的遊戲規則。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1994年

　　1991年，成大校長室打來越洋電話告訴我，我被票選為當年成大傑出校友，邀請我回台南領獎。

　　放下電話，我恍惚起來。台南，那是我少年啟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戀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為我的地方，久違了。可是，我有一筆未了的債：我當年的無知對那些飽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麼不可原諒的罪責。《新新聞》不久前才報導，還有一個礦冶系的許武華從1972年被囚禁到現在。我拿起電話，請求《新新聞》的朋友再次查清許武華是否仍在獄中，同時給成大校長去信：只要仍有一個學生在獄，我就無法接受這份榮譽。

　　回音來了，最後一名讀書會受刑人亦已自由，臺灣的政治犯已成歷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輛單車，迎著風去找那叢「紅杏枝頭春意鬧」的九重葛。九重葛沒有了。「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唉，六朝金粉都可以煙消雲散，何況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從追索那逝去的年華？我回頭往榕園駛去，至少那幾株老樹還在，還在。

　　共同記憶的拼圖

　　臺北人和世界各國的都會人一樣患有自戀症和自大狂。用臺北人的眼光來畫一幅臺灣地圖，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範圍都是臺北市，剩下的快掉進海裡的一點點尾巴就統統稱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義是一回事，好像台東和台南是同一塊。

　　在文化上，臺北人的聲音最大，地盤最廣，發言權最多。說是讓我們一起來玩湊「共同記憶」這個拼圖吧，怎麼臺北那一塊越拼越大，布袋、雲林、台東、屏東，都快不見了。再這麼拼下去，21世紀的人會以為臺北就是臺灣呢。

　　去年在瑞典認識了專門研究臺北的臺北人舒國治。他向我發表幾天相處下來對我的觀感：「你怎麼那麼——那麼——」他抓抓頭，顯然在尋找一個不太傷人的字眼，「怎麼那麼——天真？」

　　我不懂他的意思，只好不動聲色；但是當我把「烏來」說成「烏山頭」時，楊澤毫不掩飾地哈哈大笑：「你這個南部來的！」他在嘉義長大，知道烏山頭在哪裡。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這兩個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錢寶在黑咖啡館外想說未說的兩個宇。是素樸，是孤獨，是不合流俗，也有點愚笨和遲鈍。我只是沒有想到，在浪跡天涯二十年之後，我竟然仍是一個「南部來的女孩」。咸咸的海風所給予我的，留在我頭髮裡。

　　……現代化尚未引進……國民義務教育逐漸普遍，越來越多的家庭讓孩子上中學。漁業在衰退中，因為污染問題嚴重。村民在討論海灘是否可改成海水浴場吸引遊客。漸漸地，鯤鯓漁村要進入現代了……

　　——《鯤鯓》

　　1996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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