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46)_龍應台

四六

　　§新加坡人的心事

　　——徐宗懋

　　龍應台女士的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轉載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引起讀者的強烈責難，龍女士很奇怪為什麼讀者的基調相當一致。

　　她覺得這種現象有兩種解釋：一是新加坡人確實比較滿意于現狀，樂意接受由權威政府領導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權威的籠罩下，不同基調的聲音不敢冒出。其實，新加坡報刊不論英文或華文，常會將國外刊物對新加坡的批評轉載，並接著刊登國內讀者來信的反駁。編輯負責人心裡很清楚，在一個做出批評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國度，他們敢刊出這些國外批評文章，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東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憤怒遠超過共鳴。

　　如果有一篇國外批評真正能點中許多新加坡人內心的深處，能激起廣泛的共鳴，甚至產生某種顛覆效果，那樣的文章他們通常不會刊出來，但會在內部流傳，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給你，然後讚美說：「這篇文章寫得真好！」編輯們對於真正能說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評其實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龍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讀者幾乎一致憤怒的反應，是真實的。如果比較瞭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會知道，與其說龍女士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強烈的反應，還不如說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報紙拿來當成絕佳的反面教材，作為凝聚新加坡人一體感的素材。

　　在某種意義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說他們怕批評，可是每年美國國務院有關新加坡的人權狀況報告，他們卻敢全文地刊在報紙上，然後逐條指出其中的錯誤，其法律上的專業程度常讓對方啞口無言。他們敢這麼做，是因為心裡很明白，這種人權報告對新加坡內部毫無殺傷力，其外行程度反而成為可資嘲弄的對象，有助於鞏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國家的威信。至於面對西方媒體的挑戰，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輕易挑出其中基本背景資料的錯誤，有時候還笑人家連字都拼錯。『最近西方媒體一寫到新加坡，態度謹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顯龍升官跟他老爸有關係，隨後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認自己「毫無根據」。如果西方媒體都能以同等的謙虛態度對待其他的非西方國家，這個世界會公平很多。在這一點上，李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貢獻。

　　新加坡人不批評新加坡嗎？當然批評！而且罵起來一樣很凶。你到咖啡店聽聽那裡的政見，的士（計程車）司機對Road Tax大吐苦水，醫療費用太高啦！公務員想下海做生意啦！政治方面，朱為強抱怨當國會議員好像在服兵役，劉程強重振南大精神，成為當年華校生反對精神的現代象徵，至於講一口漂亮牛津英語的蕭添壽煽動群眾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們的腦海中。他稱病流亡美國，政府卻在美國雇了私家偵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達的照片。前總統蒂凡那酗酒、非禮少女的醜聞曝光，電視播報員正經八百地敘述這段黃色經歷。佐菲利違反交通規則被法庭罰款，有人抱著腰笑到肚子痛……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嗎？

　　在新加坡從事反對運動很不簡單，勇氣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反對者的品行幾乎要完美無缺，否則沒兩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漏了十塊錢的稅，或電話費沒交，或什麼時候不小心把別人的捐款放在自己的口袋裡，或者用公家的郵票寄私人信件，這些會被詳詳細細地揭出來，讓你支支吾吾，臉紅了，那時光是面對四方投來的奇異眼光就夠受了，還講什麼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對方的黑幕，但必須要有百分之百的證據，否則一場譭謗官司下來，可以讓你賣掉房子也賠不完。

　　老天！這時候你才意識到原來你是在跟聖人作對，除非你是另一位聖人，否則足以心虛得晚上睡不著覺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當然的，它是一群優秀無私的領導人才，加上人民的勤奮努力得來的。兩百七十萬的人口，三大種族，各有其種族、文化、風俗的認同。基本的國家認同嚴重分歧。事實上，過去根本沒有這個國家，哪來的一致的國家認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貪污腐化，再多執政幾年，新加坡就徹底完蛋了。人民行動黨上臺，頂住了局面，但內在的分裂動力仍然很強大，1964年的種族暴動令人膽戰心驚，新加坡政府發覺自己竟然指揮不動馬來員警，他們另有效忠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做出一些限制，這個國家還能存在嗎？

　　是的，他們有理由這麼傲，但犯了一個錯誤，就是以切斷華人語文文化的根來建立一個新國家的新意識。這整整傷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傷痕還是這麼深，以致還有這麼多人仍懷著受委屈的恨意。這是新加坡社會真正的傷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棄自己一部分的靈魂，以共創新國家的新意識，這種以政治力量強制達成的轉變帶來莫大的心靈掙扎和痛苦。這是新加坡政府過去最可議之處，因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這個社會便失去了它的精神靈魂，那時烏節路的百貨公司、淡濱尼的新型組屋、萊佛士酒店的重修，甚至聖陶沙島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蠟像館都只是空空洞洞的軀殼而已。沒有文化的連系，你如何跟下一代說明什麼叫做日軍的「大檢證」，他們攤開雙手，說這事跟他們又有什麼關係？60年代建設「勇猛剛強的社會」滿懷壯志的口號還有誰記得？一個無法透過語文文化連系認識自己過去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規劃未來抱負？如果新生代對未來沒有抱負理想，新加坡的希望在哪裡？

　　事實上，李光耀先生現在已很清楚問題所在，對以前過激的作法也有悔意。現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彌補過去的錯誤，各族人民都被鼓勵尋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國來往，也只有這麼做，新加坡社會的靈魂才有真實的內涵，否則根本上是空的。

　　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掙扎，西方媒體從來沒有真正懂得過，也未曾費心思地去領會過。他們對新加坡的批評往往是管制過嚴，缺乏這個自由那個自由，諷刺的是，批評的內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使這個新生國家免于分崩離析的有效手段。批評的內容恰巧是這個國家能獲致穩定繁榮的方式，也是選民投票請行動黨繼續執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府當然樂得拿出來公開一條條地批駁，暴露對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負責任的威信。李光耀說，如果把兩百萬美國人擺在新加坡，像在美國一樣地行事，那肯定撐不過六個月，他們裡外都會打起來。西方媒體一方面低估了新加坡社會頑強的鬥志，另一方面又高估了新加坡。這個國家歷史太短，明年才滿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還需要一定時間培養一體感。如果這一刻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套上去，一年內這個國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這一部分應該體會到人家的難處，不要老把本身發展上百年的成熟體制當成理所當然之事。

　　至於生活層面是不是管得太嚴？新加坡社會本身會做出調整，吳作棟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經很不一樣了。目前的制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的回饋作用；調整也相當靈活。當然，報章還是會繼續搜集國外批評新加坡的文章，看到有滲透力的東西當成內部流傳的參考檔，至於那些明顯激怒新加坡人的東西則儘快刊出來，作為絕佳的反面材料，那正是激勵新加坡國民意識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載臺北《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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