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鬯·赫爾滋夫婦

赫爾滋夫婦(1)

　　新加坡發生暴動那年，我住在惹蘭勿刹的N旅店。

　　這是一家古老的旅店，樓高四層，二樓與三樓是旅店，用板壁分成十幾個房間；四樓則是某業的俱樂部。俱樂部與旅店並不屬於同一個機構。旅店的住客不能隨便走上四樓的俱樂部去；俱樂部的會員也不會隨便走到旅店來。

　　旅店的設備不但簡陋，而且陳舊。每個房間都有一個吊在天花板的電風扇。風扇年代已久，轉動時，會發出卜洛蔔洛的聲音，聽起來，像一鍋放在熊熊柴火上的清水因沸騰而濺起泡沫。

　　由於所有的房間都用板壁間隔，不必要的糾紛常常發生。單身男子抵受不了某種聲音的引誘，半夜趴在板壁上偷窺鄰房的動靜而被人打得頭破血流的事，每個月總有一兩次。

　　N旅店的設備既然如此簡陋，營業當然不會合乎理想。不過，它已開設了幾十年，始終沒有因虧蝕而關閉。戰後，新加坡日趨繁榮，現代化的旅店不少，像阿達菲酒店，像東海酒店，像大使酒店，像國泰酒店，像白沙酒店……都是第一流的酒店。照說，時代已不同，N旅店這樣的古老旅店早該淘汰了；它卻沒有被淘汰。我是N旅店的長期住客，對於這個問題，當然比別人容易找到解答。依我看來，它的存在有兩個理由：（一）有些在歌台做工的藝人，生活極富流動性，從聯邦來到星洲，或者從星洲前往聯邦，少不免總要住幾天旅店。大旅店租金貴，不是一般歌台藝人所能負擔；小旅店太髒太雜，也不相宜。只有N旅店，不大不小，而且鄰近遊藝場，正是歌台藝人最理想的寄宿處。（二）N旅店與別的旅店不同，它歡迎長期住客。貪圖茶水以及其他方便的單身漢或小家庭，都可以在這裡長住。旅店方面對長期住客特別優待，大房每月房租叻幣五十至六十不等，小房每月房租僅叻幣三十至四十。

　　那時候，我在一家報館工作，經常于深夜或淩晨回家，向別人租一個房間，很不方便，也不受歡迎。當地的同事們知道我是「新客」，就介紹我到N旅店去長住。在旅店做長期住客，起先多少有點不習慣，因為旅店是為旅客而設的，旅客應該像走馬燈上的紙人那樣，去了又來，來了又去。不過，日子一久，習慣成自然，倒也不覺得什麼了。

　　N旅店的長期住客不算多，二樓有七八個，三樓也有七八個。我住在三樓，對於二樓的情形，並不清楚。

　　三樓的長期住客中，有一位是從外地來的體育教員。此人在一所中學教體育，獨身單口，與我是同鄉，談得最為投機。至於其他住客雖然每天見面，卻無來往。

　　在所有的長期住客中，最受我注意的，是一對外籍夫婦。我不知道他們是哪一國人；也不知道那男的幹什麼營生。見面，有時點一下頭，有時假裝不見。

　　這一對外籍夫婦的外形很有趣，男的既瘦且長，像竹竿；女的既矮且胖，像木桶。當他們站在一起時，我常會產生一種感覺：他們在互相諷刺。

　　我剛搬去N旅店居住的時候，旅店的夥計就告訴我：這一對外籍夫婦已經欠了兩三個月房租，常常吵架。

　　他們確是常常吵架的。有時候，當我從報館做完工作回到旅店，別人睡得正酣，他們就吵起來了。兩人的嗓音都提得很高，有如雞啼一般，各不相讓。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吵些什麼，也沒有人知道他們講的是哪一國的語言。不過，從他們的生活情況看來，爭吵的原因，多數與貧窮有關。

　　說他們貧窮，大概不會錯。第一，N旅店的帳房先生經常上來向他們追討積欠的房租；第二，新加坡地處熱帶，衣著比較隨便，他們卻連乾淨的衣服也沒有；第三，他們經常不吃早餐，中午與晚上，總是由男的從外邊帶一隻長麵包回來，和以滾水，分而食之。

　　凡是N旅店的長期住客都不願與這對外籍夫婦打交道，見到他們時，總會投以鄙視不屑的目光。

　　我與這位外籍瘦子第一次交談，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我能夠清楚記得這個日期，因為這是新加坡發生大暴動的日子。這一天，上午十點一刻，直洛亞逸街福建會館，前邊，突然發生了暴亂事件，幾個市民紛紛用木凳和石子襲擊員警，情況混亂，員警不得不發射催淚彈。到了十一點左右，吉寧街有一個十二歲的華籍孩子被催淚彈擊中，急召救傷車送院治療，因為傷在要害，不治斃命。下午一點，一輛停在吉寧街附近的廣告車被人縱火焚燒。不久，老巴刹的電油站也燃燒了。半小時過後，群眾出現在吉寧街，用木棍石子作武器，與員警搏鬥。員警開槍，群眾散去。下午三點左右，牛車水一帶情形更是混亂。暴亂情形如同野火一般，一下子燃遍整個獅城。警方利用直升機低飛，向各街道的群眾投擲催淚彈。此時，巴爺禮峇新飛機場也發生暴亂了。

　　暴亂最激烈的時候，我在惹蘭勿刹一家理髮店理髮。剛修過面，就聽到「麗的呼聲」播出警方的宣佈：

　　「……從今天下午六時半起，至明晨六時半止，全島實施戒嚴。各色人等，在戒嚴期間必須留在戶內，不准違令外出。否則，被警方逮捕後，可能被控，並判處三年徒刑；或無限額罰款；或兩者兼施。任何人在戒嚴期間犯有縱火或掠劫之罪行時，可能被開槍射擊。……」

　　聽了這廣播，催請理髮師趕緊替我洗頭吹風，然後走去鄰近士多買了一些罐頭食品，捧回旅店。

　　這天晚上，當然不到報館去做工了。夜色未合，新加坡已變成死市。吃晚飯的時候，我以罐頭食品充饑。就在這時候，那個外籍瘦子走來了。他用英語做了自我介紹：

　　「晚安，我叫赫爾滋。」

　　我也順著他的語氣做了類似的自我介紹：「晚安，赫爾滋先生，請坐。我姓劉。」

　　他坐下了，臉上呈露抑鬱的表情，眼睛裡滿是疑慮與失望，顯示他的內心已陷於極大的困擾。他似乎很疲倦，精神萎靡，臉色蒼白，白得像抹過粉似的。

　　「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的聲調很低，有點發抖，「單是學生集中開會，還不能算是十分嚴重的事；現在，事情變了質，可能變成種族抵牾！」

　　其實，所謂「種族抵牾」，未免言之過早。赫爾滋是白種人，最怕這種可能性的形成。

　　「現在，當局已採取斷然的措施，」我說，「相信此次騷動事件，不久就會平息。」

　　對於我的看法，赫爾滋既不表示同意，也不提出相反的意見。他只是低著頭，仿佛一朵枯萎了的蒲公英。經過一番噤默後，期期艾艾說出這麼幾句：

　　「我……我聽到戒嚴的廣播後，匆匆趕……趕回來，什……什麼東西也沒有買。現……現在戒嚴了，不……不能出街。不知道你……你有餘剩的食物嗎？」

　　辨出他的來意後，立刻拿了兩罐罐頭食品給他。他將罐頭食品接了過去，感動得流了眼淚。當他走出房門之前，他一邊用衣袖拭幹淚眼，一邊做了這樣的諾言：

　　「明天緊急戒嚴解除後，我一定到外邊去買兩罐罐頭食品還給你。」

　　我笑笑。他疾步回入自己的房間。

　　第二天，赫爾滋一早就出街。我走去報館看看。在報館裡，我聽到兩個消息：（一）員警當局于淩晨時分逮捕了幾百個人；（二）當局的戒嚴令將於下午四時開始生效。

　　下午三點，我從報館回到N旅店，看見赫爾滋垂頭喪氣地坐在會客廳的籐椅上。當他見到我時，他邀我坐下。他對於種族抵牾仍有過分的憂慮，嘮嘮叨叨講了一大堆，只是沒有提到那兩罐罐頭食品的事。他的英語講得很流利，但咬字不准。我斷定他不是英國人，也不是美國人。當我稱讚他的英語講得流利時，他臉上立刻浮起自得的笑意。他說他除了英國話外，還會講法國話、德國話、西班牙話與俄國話。

　　「你是一個人才。」我說。

　　他歎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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