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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伏園論魯迅小說


  孫伏園寫過兩篇文章,題目相同,都是《魯迅先生的小說》。

  第一篇《魯迅先生的小說》,刊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宇宙鳳》,與《民間》半月刊同時登載,副題是「談《藥》」,三千五百字左右,只討論《藥》,未及其他。

  第二篇《魯迅先生的小說》,長一萬兩千多字,全面地討論魯迅小說,見解精闢,堪稱權威之作。這篇論文,是我從上海帶到香港來的,一直沒有受到重視,連沈鵬年輯的《魯迅研究資料編目》也沒有列入。

  現在,我將這件事的經過情形,約略講一講。

  二十多年前,姚雪垠與我計畫出版一種刊物,叫做《小說雜誌》,專刊小說與有關小說的論文。在籌備的時候,我們決定請伏老寫一篇文章,登在創刊號上,以壯聲勢。信由姚雪垠執筆,寄出不到一個月,伏老就寄了一篇論文來,題目是:《魯迅先生的小說》。這是一篇難得的佳作,使我們得到極大的鼓勵。我們對計畫中的刊物,信心大增。可惜,稿子沒有約齊,大局陷於極度的混亂,通貨出現前所未有的惡性膨脹,白報紙印成書,賣不出,不印書,反而可以成為可靠的保值物品。在這種情況下,整個計畫完全失去實現的可能。事實上,戰區逐漸擴大,戰火到處蔓延,出版社的業務根本無法展開。出版社陷於停頓狀態後,我離開上海來到香港,懷著一個希望,只要環境許可,出版社便在香港複業,並出版《小說雜誌》。有了這種打算,雖在匆促間,也將《小說雜誌》約來的稿件帶來了。抵港後,住了一個時期,鑒於客觀條件太差,只好取消這個計畫。一九五一年,我進《星島日報》參加《星島週報》編務,由於佳作難求,便將伏老的論文登在《星島週報》上。文章由我發排,篇首的「編者按」也是我寫的。

  文章刊出,以為會受到重視的,竟沒有得到預期的反應。反應雖冷淡,文章本身所具的重要性仍應予以肯定。伏老評論魯迅小說,自有其獨到之處。

  評論小說,與吃金山橙不同。當我們吃金山橙時,我們說:「這只金山橙太酸!」或者,「這只金山橙很甜。」當我們讀完一篇小說時,我們不能單以「好」或一壞一兩個字來評。我們必須說出「好在什麼地方」或者「壞在什麼地方」。

  伏老當然懂得這個道理。在這篇論文中,他清楚指出魯迅小說的內容主流,為別人所沒有看到的。看不到這些內容主流,任何一個研究魯迅小說的人,都無法獲得深刻瞭解與正確的認識。

  此外,伏老對中國小說史的分界,也有他的看法。他說:

  ……魯迅先生以前的中國小說史是「中國」的小說
  史,魯迅先生以後的中國小說史是「新中國」的小說史。
  魯迅先生以後的小說,和以前的中國小說大不同了。所
  以在小說之國,魯迅先生實為「國父」。魯迅先生著中國
  小說史,起於神話與傳說,而訖於清末的譴責小說。中
  國小說,已成一完整的段落。自魯迅先生以後,另起一
  新局面,是新中國的小說史了。

  以魯迅為中心,將中國小說劃分為兩個階段,是孫伏園的創見,而事實也確是如此。

  近年,評論魯迅小說的文章,很多很多;能夠像伏老那樣評得鞭辟近裡的,少之又少。

  伏老是一個敏銳的觀察者,閱讀魯迅小說時,看到了別人未能看到的東西。別人分析阿Q,只看到「阿Q是國民精神病狀的綜合」。(艾蕪),或者,「阿Q性有三:(一)逃避現實;(二)創造第二現實;(三)欺騙現實。」(端木蕻良),或者,「他所最受影響的卻是果戈裡。」(冶秋),或者,「阿Q之成其為阿Q,就是不能從他的糊塗和怯弱之中自拔。」(張天翼)……孫伏園評論《阿Q正傳》時,清楚地說出了魯迅在小說藝術上達致的成就。他說:

  我所謂「輕淡的幽默」,裡面包含著「輕淡的諷刺」
  與「輕淡的詼諧」。詼諧而不輕淡,便近乎油滑。諷刺而
  不輕淡,便近乎譴責。魯迅先生小說中全沒有這些。

  《阿Q正傳》之所以能夠成為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作品,這是主要的理由。

  不過,魯迅的小說雖好,未必沒有缺點,孫伏園在談論魯迅的小說時,沒有說過一句壞話。

  好惡之偏,每個人都有。孫伏園當然不是例外。他是魯迅的學生,與魯迅的關係至深。這種關係容易產生偏見,是必然的。另一方面,這種關係可以對作品所具的價值看得比別人清楚,也是事實。根據偏見所下的斷語,不會公正,甚至難逃標榜之嫌。但是,精闢的見解必定來自透徹的鑒識。我們不能也不應為了這一點而否定這篇論文的價值。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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