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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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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記得帶著攝影記者,一起坐在海邊吃便當,吃完,把便當放在身邊。蹲在旁邊看的一個蘭嶼男人,用眼神問我,我說我不吃了,他就把剩下的便當抓去,立刻送到自己的孩子嘴裡。 那個時候,雖然身為記者,也不敢多說,只能把書面呈現給觀眾,要所謂「文明世界的同胞」一起思考。告訴大家,蘭嶼人是我們的國人,要我們去愛護、去保護,而不只是把核廢料往那裡扔。 前幾年,去九族文化村。看到模仿蘭嶼的建築,真是太像了,讓我仿佛一下子飛回二十年前的野銀村。細看,都是參考早期日本人類學家的資料建造的。 據說日據時代,特別保留蘭嶼,不去開發,使那裡成為一個原始民族的「樣本」,供他們研究。也因此留下許多珍貴的田野報告。 只是多年來,我常深思,憑什麼這世界上有些人就要被用作樣本?難道他們沒有改善生活的權利,我們又沒有改善他們生活的義務? 前幾天,我左鄰的門口張燈結采,原來是她的狗過生日。 「幾歲生日?」我問。 「十歲大壽。」鄰居說。 「對狗而言,十歲相當老了。」我說。 她居然一揚眉,大聲說:「你錯了!現在營養好,跟人一樣,狗的壽命也比以前長多了。」 可不是嗎?過去五十年來,人類的平均壽命增加了多少?寵物的壽命增加了多少?如同體育界好奇的,什麼是人類體能的極限?什麼又是人類生命,或貓狗生命的極限?壽命能不斷增加,極限能不斷被突破。 我養派蒂,盡一切力量,要使她長壽。我私下有個目的,是證明這世間的一切生命,都可以因為改進生活條件,而增長壽命,甚至增加智慧。 英國·古道(Jane Goodall)博士,在坦桑尼亞觀察黑猩猩的生活,發現黑猩猩居然懂得把草稈插到白蟻洞中,再拉出來,吃爬在上面的白蟻。於是有人懷疑,會不會是在某個巧合下,曾經有人「示範」了這種技術,被黑猩猩學去。 大黑猩猩(gorilla)已經被人們帶進實驗室,教會了許多手語和單字,海豚的語言也被人類分析出來,而能與它們進一步溝通。猴子被訓練得可以照顧殘障人;海豚被訓練得可以參加軍事行動;貓能學會上人的廁所,狗能導盲和作搜尋。這些動物的智慧都提高了,壽命也增加了。誰敢說有一天去動物園,不會是黑猩猩在門口收票? 對於這個世界上的生物,我們除了「保育」,是不是也有「教育」的責任。抑或只允許我們人類,或進步的「文明人」改善生活、增長壽命? 派蒂重新出現,而且還能殺、能吃,使我有了展望。我相信,她可以作為第一隻在紐約度過新年的螳螂。 「如果這個月三十一號夜裡十二點,派蒂還活著,就把她放在電視前,讓她看時代廣場降下的新年燈球轉播。」我對老婆說:「並且幫我拍一張照片下來,作為紀念,也作為證明!」 新年 —月十八日 接到老婆的信,她果然拍了派蒂看新年燈球轉播的照片。 照片上的電視螢幕,正映出「一九九六年」和一個圓圓的燈球,那是元旦零時,從紐約時代廣場的一陳高樓上垂下的,代表新一年的來到。 這燈球對派蒂的意義,恐怕遠比我大。因為那是派蒂一生能見到的唯一一次燈球。 她居然活到了新的一年。 照片裡,玻璃罐被放在一個小木板凳上,派蒂正攀著紗布,對著電視,真有點像看轉播。 女兒也在日記上寫:「我的螳螂看了電視上的燈球下墜。」還附加了一句:「當早上沒開電視的時候,她(螳螂)有些沮喪。」 人是很會想像的,說秋天是染了霜紅,冬天是粉飾銀妝。其實真正「點染、壯飾」的不是大自然,是人的感覺。這就好比晚霞不藝術,藝術的是人的心靈。 同樣的景色,在不同的心情看來,是那麼不一樣。杜鵑可以很美,也可以泣血;猿嘯可以很美,也可以是哀啼;燕子可以銜來春色,也可以留下秋愁;同樣的「雨打芭蕉」,可以「萬點風流」,也能「愁損離人」。 不知老婆和女兒,是不是也用了她們的想像。 「派蒂現在好老,一臉皺紋,就像老太婆一樣。下完蛋,肚皮縮了,好像生了妊娠紋。連走路都沒力氣,走兩步就要喘半天。」老婆說。 女兒則在日記上寫: 「我的螳螂很老了,她的肌肉已經沒有力氣去抓蟲,她大概有一百歲了。」 老師問:「你怎麼知道她幾歲了?」 女兒第二天則寫道:「因為她很老而且很怯懦。」但是才隔一天,她又改口了,在日記上寫: 「我想我的螳螂又要生蛋了。我爸爸說螳螂生蛋之後就會死。但是我的螳螂沒有死。我爸爸又說,再生的蛋不會孵化,因為沒有男生。」 老師大概知道小丫頭不懂為什麼「沒男生」,就不會孵化,於是加注了兩句:螳螂需要公的螳螂,然後蛋才能孵化。」 小孩太小,老師不能解釋太多,說了等於沒說。 但我真是佩服女兒的這位老師。她每天早上叫孩子們寫日記,然後立刻看。在看的過程中,瞭解孩子生活的情況。該輔導的輔導,該安慰的安慰。 我曾經問她為什麼不改學生拼錯的字。譬如女兒會把daddy(爹地)寫成dead(死),又把said(說)寫成sad(悲哀)。天哪!如果她原來的意思是「爹地說」,就變成「死悲哀」了。 但老師有她的看法,她說應該鼓勵小孩儘量試著用自己的話去拼、去猜。一邊讀書、一面學,漸漸自然會發現錯誤而自己改正。教小孩最重要的不要求他們拼得對、背得牢。而是使他們喜歡學習、喜歡表達,覺得那是一種快樂。 這使我想起以前在師大教「朗誦詩」。那時我很沒耐性,學生朗誦得稍稍令我不滿意,就要發雷霆。可是有一天,教一半,臨時有電話,出去接,等打完電話回去的時候,遠遠聽到學生自己在教室練習,比我在場時好得多。 我後來想,他們一定是因為我不在,不緊張,可以大膽地發揮,所以朗誦得好。從此以後,我發下一首詩,常不示範,要他們自己去想、自己去練。果然,由一開始時的亂七八糟,漸漸有了默契,反而表達得更整齊、更有靈性。因為他們不是靠我硬性灌輸的概念,和示範的音節去朗誦,而是在自己心領神會之後,作了性靈的溝通。 也記得最近在臺灣,到朋友家作客,那朋友的孩子正在作功課,抬頭問爸爸:「鳥住在哪裡?」 「當然是樹上。」朋友答。 「不!不!不!」我立刻糾正:「有些鳥,像是魚狗,會在岸邊挖洞,住在土洞裡;有些水鳥像大雁,會銜草鋪在岸邊作窩;又有些水鳥,像鴛鴦,會飛到距水一段距離之外,住在樹洞裡……」 我朋友聽著聽著,把眼睛睜得愈來愈大,最後打斷我的話:「你幫幫忙好不好!照你這麼答,我孩子一定不及格。」 當然,國內在教育觀念上,這些年也有很大的改變。譬如數學,三乘四等於十二的題目,可能在起初寫為3+3+3+3=12,我的朋友看了說:「真笨,教小孩背三四一十二就好了。何必這麼麻煩?」 我說:「這樣才對呀!你教孩子背公式之前,先應該使他有數字的概念,而不是硬背『方法』。」又強調:「如果你希望他只是答得快、考得好,可以硬背;但是如果你希望他將來成為偉大的數學家、科學家,就要讓孩子從小有基本的概念……」 他又打斷我:「偉大管屁?考好最重要!」 我攤攤手,心想:現在我們雖然有了許多一流的老師,似乎還得加把勁,教育出一流的家長。 只是,我又想:眼前這位老友,是留美的碩士,又位居要津,他不可能沒有開放的觀念,會不會因為升學的壓力,使他不得不面對現實? 問題是,制式的教育,造成制式的思想;制式的思想造成刻板和狹隘。這與追求民主化、國際化的國家發展方向,不是背道而馳嗎?教條與公式的壓力下,使人們的創造力即使是「天馬」,也無法「行空」。失去了想的自由,就不可能出現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科學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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