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人生回首燈火明滅處

回首燈火明滅處

　　——記十九年前「紅鼻子」首演

　　六月初，在紐約接到姚一葦教授，由臺北輾轉寄來的信，告以「紅鼻子」將再度搬上國內舞臺的好消息，一時真是百感交集。既感於睽違十幾年的姚教授能不忘舊人，囑我寫一篇回憶當年演出的文字；更興奮於紅鼻子這句難演的大戲，能在國家劇院的支持下，再呈現于國內觀眾的面前。尤其值得高興的，是我們可以見到戲劇界、舞蹈界、音樂界，乃至藝術界的人士，能經由這個融合了歌、舞、劇與特技雜耍的「紅鼻於」，再度結合，而產生新的火花——如同十九年前首次演出時一樣。

　　民國五十九年，當國內舞臺劇大部分還受藝工隊的領導，並維持著「音容劫」形態的時候，紅鼻子的推出，確實是一劑清流，我們甚至可以用這部戲，做為國內舞臺劇發展的一個里程牌，因為它是文藝界人士追求突破的大結合。

　　記得那次的演出，是由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教育部文化局和救國團聯合主辦。編劇姚一葦教授已是知名的劇作家，導演趙琦彬、音樂作曲許常惠、舞蹈設計劉鳳學、舞臺設計聶光炎。、樂設計夏祖輝、也都是學有專精，而且觀念較新的名家。至於演員，則由國內各大專院校推薦的學生中選拔。

　　我當時代表師範大學前往，負責口試的除了姚一葦教授、趙琦彬導演，並有對推動國內舞臺劇極具貢獻的李曼瑰女士和劉碩夫先生。

　　每個人被要求演出劇中的幾段，並唱一首歌，起初我不太瞭解既是演話劇，為什麼還要唱，接過劇本之後，才知道「紅鼻子」居然不僅有歌唱、舞蹈，甚至還有雜耍。至於劇中人，表面看是寫實，卻又帶有象徵的意味，既見一般對話，又有詩的語言。尤其是主角，那個終日戴著面具小丑，則是個介於真實與虛幻之間的謎樣人物。

　　所以從一起初，我就覺得紅鼻子是難演的，他沒有多少過去的生活背景可以讓飾演的人去追朔、揣摩，在又唱、又跳、又演獨角戲的過程中，演出的人，既需要移情以演活這樣一個拋棄妻子、事業，而甘願做個賣藝小丑的紅鼻子，又得時時疏離出來，以反省這個角色。在文學寫作上，有所謂「熱筆」與「冷筆」，演紅鼻子正兼此二者。

　　我不記得自己是如何參加選拔的，只曉得最後由姚一葦先生點頭，獲得主演紅鼻子的機會，其間曾有人對我嫌清脆的音色，表示意見，懷疑適不適合表現跑江湖的小丑。在他想，或許小丑應該有著略帶沙啞，甚或滑稽的調子，但是都被姚一葦教授否定了，因為紅鼻子不是一個真正的小丑，他在富裕的環境中長大，不告而別地離家之後，教過書，也當過記者，所以紅鼻子實際是個知識份子，他有比別人更清明的頭腦，與悲天憫人的情懷，當別人看他戴著面具逗笑時，他何嘗不是從那面具的後面，冷眼看人生？

　　排演在羅斯福路的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中進行，由於每天下午要排戲，使我不得不常溜課，而且總是熬到深夜。一群大孩子，在導演的嚴格要求下排練，沒輪到的躺在旁邊椅子上打盹，晚飯則常擠在附近的「壽爾康」小吃店辣豆瓣鯉魚，並且在寂靜的深夜散去，那種劇中的肆情與劇外的無羈，給我留下深刻的回憶。尤其是當戲中整個雜耍班子表演時，舞娘穿梭、樂師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兒翻筋斗、蕭老闆作揖叫場子、紅鼻子唱歌，竟覺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馬幻，轉著、轉著，仿佛進入夢境。

　　紅鼻子這幕戲，實際就像一場夢，它透過一群因風雨阻於旅店的人，包括音樂家、生意人，帶著自閉症孩子的父母和雜耍班子，以合於西洋戲劇「三一律」的方式，在十幾個小時之內，表現了人類的貪婪、迷信、自大、自私、懦弱與猶疑。它四幕的主題，分別是降禍、消災、謝神與獻祭。降禍的一幕中，先有颱風的大災，再有飛機失事，商場失利和孩子生病的禍；在消災一幕中，紅鼻子補妙地為眾人解決了問題；第三幕由雜耍班演出「謝神」；第四幕則是紅鼻子救人犧牲的「獻祭」。所以表面是寫實劇，內裡卻有著象徵的意義。

　　除了對紅鼻子的角色的詮釋有許多困難之外，歌舞雜耍的表演也是一項對演員的考驗。記得那時演員常到鄧昌國先生在仁受路的家裡，聽許常惠先生分析他的曲子，並在一位何小姐的鋼琴伴奏下練唱。我雖擅唱，但讀譜的能力不足，只好用答錄機將整個伴奏錄下，再回家練習。

　　尤其令我痛苦的，是必須戴著紅鼻子的面具跳現代舞，那個面具蓋住了臉的上半部，平時從「眼睛洞」看前方固然沒有問題，跳起舞來由於面具抖動，加上看不清腳下，舞臺又有好幾層，可就隨時有失足之慮。所幸劉鳳學女士的精心調教，將步子算得非常準確，七天的演出，才能安然度過。

　　至於雜耍和群舞部分，師大的麥秀英本來就有舞蹈的專長；政大的郭冠英擅長彈吉他；中興大學的修建華由於個頭大，正好扮演大力士；能翻筋斗的「小猴兒」，在大學生裡找不到，只好去大鵬劇校物色。加上飾演雜耍團老闆的工專侯樹基，一付沙瓤大嗓門，表演起來倒還真是熱鬧！

　　那次演出，是配合慶祝五十九年青年節，在臺北市新生南路的大專社團服務中心禮堂，從三月二十八號演至四月三日。演出介紹以中英文印製、贊助單位包括了文復會、中山文化基金會、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省黨部、市黨部、總政戰部、教育司、教育廳及臺北市教育局，加上一演就是七天八場，紅鼻子又不帶任何政治色彩，凡此都是國內話劇界少有的事。可惜當時頗忌「紅」字，所以「紅鼻子」的劇名被改為」快樂的人。」

　　「快樂的人」當時所吸引的觀眾，雖然主要是大專院校的學生，井未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迴響，但是它真正的意義，應該是打破過去舞臺劇的模式，完全由學術藝術界的人士參與，表現出他們共同的理想。最起碼，由音樂家和舞蹈家專門為一句戲作曲編舞，在當時就是創舉，而且有深遠的影響。許常惠先生為紅鼻子寫的「是花兒的歸花兒，是鳥兒的歸鳥兒」等歌曲，據說後來由中廣兒童合唱團灌成了唱片。而那一次劉鳳學女士與姚一葦教授合作的經驗，也極可能是現在擔任兩廳院主任的劉女士，能提出由國家劇院製作此次演出的原因之一。

　　紅鼻子雖然為我贏得一座最佳男演員金鼎獎，但是每想起當時以二十一歲的年紀，扮演這麼一個深入的角色，便有幾分汗顏，覺得自己不曾表現紅鼻子于萬一。而這十九年間的變化，也真是太大了，可敬愛的李曼瑰、劉碩夫老師先後辭世，國內的劇運在上一輩的耕耘與新一代的努力之下，又有了長足的進步。

　　七月歸國，姚一葦教授帶我參觀了國家劇院中的小劇場，道具服裝製作和佈景工廠，更欣賞了紅鼻子的排演，過去只能夢想的設備，而今都成了真，過去東拼西湊的服裝，現在有留美歸國的靳萍萍小姐專門設計；以前十幾公尺的舞臺，現在成為二十公尺的寬的國家劇場；過去用手一個個開的的燈光，則改為了電腦控制。加上姚一葦教授與在紐約學戲劇的陳玲玲小姐聯合導演；相信必能如姚教授所說：雖然中國大陸和，都曾盛大地推出此劇，但是紅鼻子的真正精神，將在我們國家劇院這次的公演中表現出來！

　　而我最關心的則是，這種由國家支持，讓藝術家們將天馬行空的創意，午後清淡的靈思，訴諸實際行動，並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的機會，是否能經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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