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是靠不住的(88)_林達

八八

　　在走上證人席之前，辛普森又無法知道原告證人究竟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他防不勝防。在這種情況下，辛普森在應對的策略上，的確處於兩難境地。於是，不知道是他的律師出的主意，還是他自己的決定，反正，他走出了錯誤的一步，他決定否認一切。

　　而這一次原告律師用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先逼著辛普森對一些問題作出否定回答，留下一個撒謊者的形象，再在這個基礎上，把提問逐漸過度到殺人的細節上，迫使辛普森一遍遍地重複否定這些細節。使得陪審團有這樣的感覺：辛普森對前面問題的明擺著的證據的否定都是在撒謊，那麼，辛普森對於後面否定殺人的一系列回答，也可能是在撒謊。所以，辛普森否定一切不利證詞的選擇，正是在民事審判中一步步走進了原告律師的預定圈套。

　　他從一開始作證就否認一切。面對妮可生前留下的鼻青眼腫照片，他宣稱他從來沒有碰過妮可一下。他說妮可是個強壯的女人，妮可在衝突中打過他，可是，他從沒有還過手。

　　更令人無法置信的是，在現場留下的可疑腳印，是一種相當名貴的名牌鞋。當然，鞋子是工廠製造的，並不是只造一雙，但是這種鞋實在太貴，穿的人是不多的。不過即使辛普森有這樣一雙鞋，也不能一定說就是現場發現腳印的這一雙。但是，辛普森堅決否認自己有過同樣類型的鞋子。

　　原告律師出示了作為證據的辛普森穿著同樣的鞋子的照片，照片被放得如此之大，以致於從他抬起的腳步上，都可以認出鞋底的花紋恰與殺人現場的鞋印類似。於是辛普森堅持說照片是原告一方偽造的。

　　結果，原告律師又請來了攝影專家。攝影專家對陪審團說，儘管照片是可以偽造，可是，他實在不認為有任何理由說這張照片就是偽造的。更何況，辛普森是個名人，他長期來一直是攝影師的目標。他宣稱原告方「偽造照片」的話一放出去，原告方立即從美國各地不同的攝影師那裡，得到了31張不同的照片。在這些照片上，辛普森都穿著同樣的這一種鞋。原告律師當場強調，如果他沒有作案，他根本沒有必要否認自己有這樣一雙鞋。

　　於是，在辛普森否認一些看上去明顯的事實，給陪審團造成一個撒謊的印象以後，原告律師話題一轉，開始問一些與謀殺有關的話題。例如，你那天晚上去過妮可的住處嗎？你刺殺了高德曼嗎？你是否用刀差一點割下了妮可的頭？等等。辛普森對一系列陪審團相信是事實的問題，剛剛硬著頭皮說了一連串的「不」，現在，又馬上對這些性命悠關的提問，也說出一串「不」來，你說能讓陪審團怎麼想？

　　總之，辛普森在民事審判中被迫作證的結果，是一場徹底的失敗。有一個陪審員事後甚至說，「他應該在上臺前，把他的故事先順一順。」另一位陪審員則在事後表示，有一些很明顯的事情，辛普森卻說不是這樣。其結果就是，「我們真的不知道什麼應該相信他，什麼不應該相信他。」還有一個陪審員在事後說，他就是在辛普森一連串的否認他曾打罵過妮可開始，懷疑辛普森是在隱瞞什麼，懷疑他是在法庭上撒謊。原告律師的這一策略絕對是成功的。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辛普森的律師再三提醒陪審團，這個民事訴訟與追求正義無關。辛普森的律師希望能夠利用民事訴訟的這一性質，儘量減少陪審團傾注于死者家屬的感情比重，使得陪審團相信，這兩名死者的家屬並不是在乎是否「討到公道」，他們的實際目標，只是打算利用死者敲榨一筆錢財。而陪審團不應該讓他們「得逞」。

　　妮可的父母在女兒死後，及辛普森的刑事訴訟期間，妮可和辛普森所生的兩個孩子一直由他們代為撫養。但是，辛普森在刑事訴訟中勝訴之後，馬上進入了與他們爭奪兩個孩子的撫養權的一場官司。最後，辛普森奪回了孩子的撫養權。其關鍵原因之一，當然是由於辛普森在刑事訴訟中被判「罪名不成立」，同時他又是孩子的生父。但是，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妮可的父母曾經違反規定，在沒有通過妮可財產共同管理委員會的許可，就將妮可留下的一份材料賣了錢。

　　這樣一個情節，辛普森的律師當然不會放過。同時，也由於死者高德曼的父親，因為與一個出版社簽了一份出書的合約，書的內容是有關他死去的兒子的。因此，老高德曼得到了預支的四百萬美元的稿費。這件事，也成為辛普森的律師攻擊的目標。辛普森的律師所擬定的策略之一，也是打擊兩個原告家庭的信譽。把一場要求「經濟賠償」的訴訟，演化為「合謀敲詐」的鬧劇。

　　但是，這樣的策略似乎並沒有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死者高德曼的父親確實始終留給人們一個非常「悲壯」的「尋求正義」的印象。面對辛普森律師的策略，老高德曼一再表示，儘管民事案件的性質與尋找罪犯無關。但是，他確實是希望借這個審判再一次尋求公道。最後，在此案宣判以後，他將有權從辛普森那裡得到上千萬美元賠償的時候，他甚至向公眾宣佈，他決定公開與辛普森定一個條件：如果辛普森當眾承認是他殺了人，他願意將上千萬美元的金錢賠償一筆勾銷。

　　你也許會問，假如辛普森考慮接受這個條件，承認自己殺了人，是否還會再次受到刑事處罰呢？這已經是絕對不可能了。因為去年介紹刑事審判的時候，我們已經提到過，美國的憲法修正案為了保護被告免受政府的無休止糾纏和迫害，有「免於二次困境」的規定。就是對同一個案件，刑事審判只以一次為限。一旦陪審團判定被告無罪，便不得再二次起訴。但是，辛普森還是當即拒絕了這樣的「交易」。

　　由於民事訴訟的目標不是尋找罪犯，所以，在法庭用語上也是不同的。同一個行為，在刑事訴訟中稱為「犯罪」，在民事訴訟中則被稱為「侵權行為」。在刑事法庭上，最後宣判的時候，法官會問這樣的問題，對於某某人的一級謀殺罪，被告是否罪名成立？陪審員則回答，「是的」或「不是的」。在民事訴訟中，法官對陪審員提出的問題是完全不同的，他的問題將不牽涉犯罪。法官在民事宣判的時候會問，對於某某的錯誤死亡，被告是否負有責任？如果有責任，接下來陪審團就會報出賠償的金額。

　　這裡必須說明的是，實際上這裡是兩個被害者家庭的兩個不同的民事訴訟。只是因為被告和證據相同而放在一起審理了。但是在宣判的時候，兩個案子是不同的。

　　在高德曼的案子裡，死者的親屬提出了多項不同告訴和賠償要求。第一項是告辛普森對高德曼的錯誤死亡負有責任。要求對死者的損失進行直接賠償。

　　在這一項訴求中，家屬並不是因為失去親人而為自己索賠。這項索賠的含義，是家屬為死者本人索賠，為他死去時所受到的痛苦索賠。法律規定，這項索賠要求只有繼承人才有權提出。高德曼未婚，所以，他的生身父母依法可以替他索賠。索賠成立之後，根據繼承法，這筆賠給死者的錢才由他的生身父母繼承。在法律上，這種賠償是沒有上限的，痛苦是無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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