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是靠不住的(89)_林達

八九

　　而妮可的情況是不同的。她離婚並且有孩子，按照法律規定，只有年幼孩子的監護人才有權替孩子為他們的母親索賠。現在，由於妮可的父母已經失去對孩子的監護權，也就同時失去了這項索賠的權利。孩子的監護權現在是在辛普森手裡，他當然不會提出代表自己的孩子向自己索賠的要求。

　　因此，這一項索賠告訴，兩個家庭中只有高德曼家庭有份。因此，他們當場獲得了八百五十萬美元的賠款。而妮可的父母是得不到這筆賠款的。死者高德曼的生身父母已經離異，因此，已經再婚的老高德曼必須和他的前妻分這筆賠款。

　　另一項告訴是辛普森對死者惡意進行身體攻擊。這一項告訴成立的話，死者家屬可以要求懲罰性賠款。這個「家屬」的定義已經超出了「繼承人」的範圍。所以，這項起訴是兩個家庭都有份的。一般來說，這項賠償的金額不應該超出被告的能力範圍。所以，這項賠償不是在宣判那天決定的。陪審團還必須在此後聽取訴訟雙方對於被告財產的估計。

　　所以，在宣判之後，又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聽證，主要就是對於辛普森財產的估算。對此，雙方的估算相差非常大。辛普森的律師宣稱，辛普森在接連三場官司（包括他爭奪子女撫養權的官司）打下來之後，早已經債臺高築。而原告律師則連辛普森的現有財產，還加上假定他的名氣可以在將來再掙上兩千四百萬美元。認為他依然是一頭「大駱駝」。對此，被告還特地請來了商人作證，證明現在以辛普森為標誌的商品已經賣不出去，他的「名氣」已經一錢不值。

　　但是，最終，陪審團還是以十一票對一票，同意對辛普森進行懲罰性賠款；以十票對兩票，同意懲罰性賠款的金額為兩個受害者家庭，各得到一千二百五十萬美元。

　　辛普森的傾家蕩產，大概是沒有人再表示懷疑的了。新聞媒體曾經在核算之後，認為辛普森此生免於受窮的唯一辦法，大概就是攜款逃往一個與美國沒有引渡關係的國家去了。

　　這次的辛普森審判，又一次引起了種族話題。因為，曾經有調查說，比較同情辛普森的是黑人女性，而相對更相信辛普森有罪的，是白人男性。上一次的刑事訴訟，陪審團是以黑人女性為主的，而這一次的民事訴訟，陪審團卻恰恰是以白人男性為主的。那麼，人們不得不想，這兩次截然不同的審判結果，是否和種族因素，甚至和性別因素有關呢？

　　記得去年分析辛普森刑事訴訟的時候，我們就談到過，十二名陪審員的判斷，這確實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你確實無法完全排除包括種族性別因素在內的種種因素。但是，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還是看這樣的判決在絕大多數人看來，是否符合法理。辛普森的兩場判決，在美國已經作為法律專業的學生必修的案例。回頭想想，辛普森案的典型性，使你幾乎覺得它就是為了解釋美國法律制度的一個確切注解。

　　人們對於兩場不同結論的訴訟如果產生疑問的話，那麼，問題就是，辛普森到底殺了人沒有呢？我們可以先根據這兩種不同判定方法的訴訟結果，來看一下，它們各自說明了什麼。

　　在刑事訴訟的判決中，我們得到的結論是，陪審團認定檢方沒有提供絕對確信無疑的證據，而被告律師則提供了足夠的對證據的疑點。因此，他們根據刑事訴訟判定中，對證據必須「超越合理懷疑」的嚴格要求，同時，又依據刑事審判的「無罪推定」原則，以全票通過，判定辛普森的謀殺罪「罪名不成立」。

　　在民事訴訟的判決中，我們得到的結論是，陪審團認定，在對雙方的證據進行權衡之後，所有的陪審員都認為，辛普森涉案的可能性，比辛普森無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他們根據民事訴訟判定中，對證據「衡量」的要求，雖然不需要全票，但是他們還是以全票通過，判定辛普森對兩名被害者的死負有責任。

　　在比較之後，我們發現，兩個看上去截然相反的結論，實際上並不是絕對矛盾的。我又想起辛普森刑事判決的那一天。我在屋裡聽完判決，沖出來告訴我的同伴。一出門先迎面碰上了鄧尼斯，他問道，怎麼樣？我說，陪審團把他給解脫了。鄧尼斯一邊往裡走，一邊自言自語地說，「他們只能這樣做，他們只能這樣做。」

　　鄧尼斯的話，實際上說明了刑事案陪審團的處境。就是我去年所提到過的，他們即使個人認為，可能是辛普森殺了人，但是，只要沒有面對「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就如鄧尼斯所說的，根據刑事案的要求，他們「只能」放人。那麼，既然大家公認，在刑事案中檢方是沒有能夠提供確信無疑的證據，那麼，刑事判決的結果就是必然的，合理的。

　　而在民事案中，陪審團就沒有受到刑事案嚴格規定的約束，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他們聽證之後，自己覺得大概是辛普森殺的人，就可以按自己的意向投票。既然社會上也有許多人認為，很可能是辛普森殺的人，那麼，民事審判的結果也是必然的，合理的。

　　於是，這兩個貌似截然相反的判決，就合理地聯繫在一起，合法共存了。它的結論就是，根據對所有證據的衡量，辛普森殺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至今還沒有確切無疑的，「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證明百分之一百，肯定就是辛普森殺的人。

　　在民事審判結果出來以後，在美國的絕大多數人，尤其是司法界都是理解和接受這樣兩種判決的。因為長期的法律和制度的教育，能夠理解這種制度設計的人已經很多。如事後辛普森主要的刑事律師強尼.考克倫，在電視上所說的，我尊重兩個陪審團的結論。在電視裡，我們只看到中學生們，還在一遍遍地問主持節目的律師，為什麼兩種判決是不一樣的呢？

　　歸根結底，對於這兩種訴訟，一切在設計上的不同，都是源于訴訟當事人的不同。對於美國人來說，人是平等的，因此，個人對個人的訴訟，公正就是意味著一個天平式的證據衡量。而政府對個人決不是平等的，必須嚴格對證據提出要求，以限制政府利用權勢對個人權利的侵犯。

　　如果你對刑事案中，這個制度對於證據的近乎是苛嚴的要求提出疑問，美國人會用非常平實的問題來解釋這樣的制度設計。他們會問你，難道你希望一個制度允許政府在證據還存在疑問，只是大概有罪的前提下，就送你進監獄甚至上電椅嗎？

　　從這些問題中，你仍然可以看到一個美國式的思路，權勢是靠不住的，員警是靠不住的，聯邦調查局是靠不住的，司法部的檢察官是靠不住的，他們的總管美國總統和美國政府都是靠不住的。他們都需要有力量與之平衡，他們都需要制度予以制約。

　　祝

　　好！

　　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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