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是靠不住的(67)_林達

六七

　　中期選舉之後的一年裡，共和黨絲毫不懷疑他們即將在不久之後的大選中，奪回暫時被克林頓奪去的總統桂冠，畢竟，在此之前的十二年裡，都是共和黨人擔任總統，他們覺得自己完全有理由相信，克林頓的上臺是一個偶然事件，是民眾被克林頓的巧舌所迷惑了。而這一次中期選舉，真正反映了民眾的覺醒。

　　有一項提案略為擴大了總統的權力，一般來說，這樣的提案都是要經過非常吃力的反復才會得到國會的通過，但是，這一次卻通過得十分順利。新聞界普遍認為，這是因為共和黨議員們堅信他們馬上就要回到白宮，才通過得這麼「痛快」的。此刻，共和黨給外界的印象幾乎是喜形於色。

　　然而，這些獲勝了的共和黨政治家們，幾乎已經忘記了在一旁靜靜觀望的，看上去土頭土腦的美國老百姓。他們在想些什麼呢？這種忘卻，哪怕是十分短暫的忘卻，有時也是致命的。因為，選票還都捏在老百姓們的手上，還沒有投出去呢。

　　共和黨佔據多數席位的國會，確實使得克林頓第一任期的最後兩年顯得十分艱難。他和國會之間的關係始終非常緊張。在立法問題上，白宮和國會經常發生意見不合。對於國會試圖通過的法案，克林頓也一連否決了好幾個。

　　根據美國憲法的設計，總統對於國會自行提出通過的法案所具有的否決權，也是平衡與制約原則的一部分。處理由人的因素參與其中的制度設計是不可能完美的，只能說是要盡可能完善。否決權的設計還是很有道理。因為雖然國會更多地體現了民意，但還是可能產生偏激和異化，而國會手中的立法權又是非常大的一個權力。

　　因此，除了我們前面提到過的，最高法院對於國會立法有一個司法複審權之外，總統也有一個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但是，這個否決權並不是絕對的。如果把對立法的絕對否決權交給總統，總統的權力又顯得太大了。所以，總統否決之後，國會還有一次機會強行通過這項法案。

　　但是，國會第一次通過一項法案的時候，只需要半數以上的贊成票，而在總統否決以後的強行通過，就需要三分之二的贊成票了。在一般情況下，國會取得三分之二的贊成票還是相當困難的。但是，如果總統的否決絕對沒有道理而很不得人心，那麼三分之二的贊成票也是完全可能的。就在這樣的反復推敲之中，最終被確立的法案也就比較順應民意了。

　　然而，如果白宮和國會這兩個分支發生過多的衝突，這也是不正常的。在這個時候，由於他們之間的爭論是公開的，民眾對於問題究竟是出在哪一方，也會有一個他們的判斷，這種判斷也會在大選的時候被選票反映出來。

　　其中國會與行政分支發生的最大的一個風波，就是去年年底的美國政府關門了。記得當時我正在給你寫信，也隨便向你談到了美國人對於「政府關門」處變不驚的態度。他們早就習慣了這種政府的兩個分支產生對立的狀況。

　　那一次的「政府關門」是由「平衡預算」的問題引起的。就是我前面提到過的，雷根時代實行的「寅吃卯糧」經濟政策，當時給美國帶來了繁榮，而留下的最大後遺症就是天文數字的政府赤字。必須消除這個後患，達到政府的平衡預算，已經成為全美國人民的基本共識。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民主，共和兩黨並沒有什麼分歧。

　　問題在於，如此龐大的赤字一時半會兒是根本解決不了的，必須在政府的開支預算中逐年扣除出來。那麼，怎麼扣，減少那些方面的開支，減少多少，分幾年扣清，當然都成了問題。

　　說實在的，美國政府的預算到了每年都以幾千億美元計的地步，這時候，他們之間的爭論又是在幾十億美元的上下，你讓老百姓怎麼算得過來？老百姓怎麼可能判斷出個誰是誰非呢？這時，民眾基本上是在依賴這個制度。依賴於白宮和國會這兩個分支的互相監督。這兩個分支都有大量專家組成的預算委員會，尤其是國會的兩黨結構，使得兩個分支必定要作出認真測算，不致產生勾結而有意揮霍納稅人的血汗錢。

　　結果，克林頓和以共和黨占多數的國會，在去年年底，他們雙方的預算始終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由於政府行政分支的所有年度開支都必須由國會通過預算，才能撥出錢來，所以，尷尬的僵局終於形成了。行政機構一年的錢花完了，撥錢的時候到了，預算卻沒有通過，當然錢也就撥不出來了。政府的所有行政機構，除了實在關不得的少數機構之外，其餘一律由於沒有經費沒有工資而關門了。當時正值耶誕節，克林頓總統十分狼狽地自己掏錢付電費，才使得首都華盛頓著名的「第一聖誕樹」的彩燈沒有熄滅。克林頓因此而產生的麻煩當然不止是為「第一樹」支付電費。

　　所謂的政府關門，基本上就是克林頓手下的行政這一攤關門，關門之後龐大的政府雇員隊伍拿不到工資，給民眾也帶來巨大的不便。所有的國家公園，國家博物館等著名旅遊點全部關閉，遊客怨聲載道，旅遊點周圍私營的服務設施也全都沒了生意。領事館簽證停止，影響商人出國經商，甚至影響到國外。停止簽發出口許可，造成出口商巨額出口損失，等等。這些壓力當然直接落到問題發生的部門，也就是落到克林頓的行政分支頭上。

　　美國民眾並不認為政府關門就一定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可是，由於這些具體問題激起的民怨，很自然是先集中到克林頓那裡。然而，這個僵局維持的時間太長了，民眾也開始試著琢磨這場政府停擺的門道。

　　那麼，在這場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的重大分歧中，美國民眾既然對於幾十億美元出入所造成的是非很難判斷，那麼他們究竟如何拿出他們的意見呢？這個時候，新聞界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新聞界一方面竭盡全力向民眾解釋這幾十億美元的分歧所在，另一方面對於政府這兩個分支緊緊地跟蹤報導。幾乎每天都要報導雙方的談判進展和發表的談話。每天，大家都在電視裡看著這兩撥人，是如何在解決國家遇到的這個難題。

　　克林頓當時的確已經不堪重負。政府關門所引起的全部問題，他都必須設法解決。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美國是沒有總理這個角色的，所以克林頓就得自己想辦法擔著了。為了應付「內困」，他甚至取消了極為重要的出訪計畫。當時，國會談判中最「露臉」的，就是當時共和黨在參眾兩院的領頭人杜爾和金格裡奇了。杜爾則在今年最終被共和黨推選為總統候選人，成為克林頓的競選對手。可是，人們在電視裡看到，杜爾和金格裡奇在預算談判破裂之後走出白宮，卻是一付喜滋滋的模樣。正是這付藏不住的笑容，使人們漸漸開始對他們的「監督」誠意心存疑問。

　　結果，人們證實這種疑問不見得就完全沒有道理。新聞界終於披露，眾議院議長，共和黨的金格裡奇承認，他們送交克林頓的一份維持政府臨時開支的法案，確實比較「苛刻」。原因之一居然是嫌克林頓在前往以色列參加拉賓葬禮的飛機上，沒有對他和杜爾表示充分的禮貌。這個「不禮貌」不僅包括沒有在飛機上主動和他們討論政府預算的問題，也包括在下飛機的時候，他們沒有被安排從飛機的前門下機，而是從後門下的飛機。

　　這條消息一經證實，很多美國民眾對這個「政府關門事件」，反而開始偏向于他們原來所抱怨的行政分支。儘管，這個預算之爭，根本上還是反映了兩個政黨對於聯邦政府的規模，聯邦與州之間權力財力劃分的重大分歧，應該說，還是各有各的道理。最終的解決也還是依靠雙方的妥協和讓步，達到一個平衡。但是，在解決這個爭端過程中，共和黨時不時表現出來的過強的黨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民眾對他們的政治誠意的信心。

　　一個政黨提出一個被人們所贊同的政治理想當然是重要的，而他們提出一個理想的目的，究竟是真正為公共利益服務，還是為藏在他們身後的政治利益服務，這也是美國民眾時時關心的一個問題。在這次一個月內美國政府兩度關門，而且關門事件長達近一個月的風波中，共和黨在國會的兩個領袖所表現出來的過分黨派性，成為大選前共和黨聲望下降的一個轉捩點。這種過度的黨派表現，也許，也反映出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後的勝利氣氛中，一直沒有真正清醒過來。

　　然而不論是什麼原因，在美國看上去似乎是不可琢磨的民意，也不是絲毫沒有道理的。至少是政治家們不可忽略的。此後的大選民意測驗中，共和黨候選人杜爾的聲望雖然由於各種原因時上時下，卻再也沒有達到過一個滿意的民眾支持率。中期選舉成了共和黨曇花一現的勝利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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