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是靠不住的(31)_林達

三一

　　因此，越來越多的證人被傳到大陪審團面前，這對於尼克森絕對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你很難指望所有這些證人，都不考慮自己面臨的重罪罪名，而一味地為了保住自己的上司而當庭作偽證。事實上，已經不斷有人講出他們所知道的真相。例如，那名辭職的出納員，已經講出了交給李迪的非法活動經費的準確數目。同時，也講出了他的前上司，共和黨總統再選委員會副主席如何教他作偽證。線索已經在往上扯，之所以還沒扯到根子上，完全是因為那些已經坦白的人也對底細所知有限。

　　從尼克森這方面，「掩蓋」的工作卻變得越來越困難。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總統弄不到那麼多違法的「堵嘴錢」，國庫並不是總統的私人腰包。需要的錢必須是到處「化緣」而來，這樣，當前急需的錢，如這一批人的律師費，生活費都無法及時到位，更不用說下一步還需要大量的錢去安頓這些人的家庭，等等。第一個問題解決得不好，「堵嘴錢」落實得不順利，自然馬上就帶來了「掩蓋」工作的第二個困難，就是很難堵住這麼多張嘴。

　　已經在調查局掌握之中的這些人，都得到過將會受到「照顧」的許諾。這些許諾包括律師費，一年幾萬的生活費，兩年之內得到大赦出獄等等。對於許諾是否會兌現，這些人本來就疑疑惑惑的。如果連審判之前的費用都不能及時到位，他們對於自己入獄之後的將來會有什麼安全感呢？被拋棄的感覺時時都會產生。因此，他們就像是一鍋往外冒的泡泡，幾乎是捂都捂不住。

　　這裡面，倒只有李迪是一個例外。他還是保持他原來理想主義的色彩。他向上面保證他的沉默，並再三聲稱他的沉默不是以金錢為代價的。

　　除了「堵嘴錢」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個「掩蓋」行動即將面臨的難以對付的問題。這就是，涉案的人害怕坐牢。所有涉案的人，在他們得到一個「好照顧」的承諾的時候，也許確實想過，就豁出來坐上兩年牢。但是，當這種想像越來越接近現實的時候，每個人的反應是不同的。這種反應不僅與每個人的個人素質有關，更和這些人原來的地位和處境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很自然，越是原來處境比較好，地位比較高的人，就越無法接受坐牢這個現實。至於一些曾經或正在當著高官的人，更是以前想也沒有想過自己要去坐牢這個可怕的念頭。對於他們來說，從白宮的座上客淪為階下囚，無論刑期長短，哪怕只坐一天牢，也是人生一個毀滅性的質變，是一場滅頂之災。

　　因此，執法嚴格是司法部門一個強有力的威懾。在坐牢即將變為現實的最後一刻，涉案者的心理防線是最容易一下子全面崩潰的。他們在一瞬間，會象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樣，願意講出一切真相以換取待在監獄外頭。所以，在整個「掩蓋」行動剛剛開始的時候，這些參與「掩蓋」的人對於這一現象是遠遠沒有估計充分的。相反，他們，包括尼克森在內，總是對於越上層，越是自己身邊的人，信任的程度越高。卻沒有預料到這些人實際上有著比常人更為薄弱的弱點。這樣，他們的「掩蓋」行動從一開始，就是在一個火藥堆上進行的。他們安全的唯一希望，就是通向這個火藥堆的每一條引線都被掐斷。

　　可是，火藥引線已經從幾個方向被點著了。

　　首先是，「水門案件」已經被聯邦調查局盯上的那幾個涉案者，已經被大陪審團批准由檢察官起訴。「水門事件」要正式開庭審理了。也就是說，美國政府的司法分支在這個案子上的作用，正式啟動了。

　　負責這個案子的法官名叫西裡卡，年輕時當過職業拳擊手。他早早就念完了法學院，68歲時，在艾森豪執政期間，成為聯邦地區法庭的一名首席法官。他也是一名共和黨人，出名的保守派。他也痛恨六十年代風潮中自由派的觀點作為，以及自由派對於傳統美國生活的衝擊。他的個人政治傾向看上去幾乎和尼克森一模一樣。因此，在他以往的法官生涯中，他的判案有不少是被自由派占上風的上訴法院推翻的。這對於一個首席法官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沮喪的記錄。

　　就在剛剛開始的「水門事件」審理過程中，在對李迪起訴時，開庭不久，他已經有兩個決定被上訴法院推翻。一個被推翻的決定是這麼回事，「洛杉磯時報」的一名記者有一份採訪錄音，採訪物件是「水門案」的一個被告，也就是「水門事件」發生時，那個悠悠地在大樓外觀賞夜景，忽略了那兩個「嬉皮」打扮的便衣員警，「怠忽職守」的望風者。在被採訪時他說出了一些實情，而這些實情的坦白顯然有利於對李迪的定罪。法官西裡卡就要這名記者交出採訪錄音帶。

　　誰知這名時報記者居然不幹。因為在美國，記者與他的採訪物件之間的關係，就像律師和他的客戶，心理醫生和他的病人，神父和他的信徒一樣，他們之間的談話內容是受法律保護的。記者的新聞來源受到「新聞自由」的憲法保護，如果他不願意交出來，誰也奈何不了他。法官西裡卡一怒之下，就以「藐視法庭罪」當場拘留了記者。因為判「藐視法庭罪」在美國是法官的權力，不必通過陪審團。但是，如果被判的人不服，當然可以上訴，由上訴法院對於法官的這一權力進行監督和審查，以防法官的權力被濫用。結果記者上訴之後，上訴法院立即下令，限法官西裡卡在兩小時內把記者給放了。他當然只好乖乖地服從。

　　另一個西裡卡被上訴法院推翻的判決是有關證據呈堂的問題。這我在去年給你的信中也提到過的，在美國，由於憲法修正案對於搜捕狀的嚴格規定，因此，所有在法庭上出現的證據都必須是合法得到的。凡是以非法手段得到的證據都不得在法庭上出現。判定證據是否可以呈堂，也是法官的權力，但是這一權力同樣受到上訴法院的監督。

　　當時，對李迪起訴的證據之一，是我前面所提到過的，聯邦調查局曾經在法律限定還不很明確的情況下，應尼克森的要求在白宮裝的電話竊聽器的錄音。這個電話並不是李迪打的，但是其涉及的內容與案情有關。

　　結果，打電話的人得知錄音要呈堂，立即向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請求幫助。這個聯盟我在去年也向你介紹過，他們專門提供最好的律師，為公民權受到侵犯的平民打官司，甚至經常是免費的。這一次，他們又代表了那名打電話的人，在電話錄音呈堂之前提出異議。最後，法官西裡卡判定該竊聽錄音可以呈堂。但是，這一判定又被上訴法院給否決了。

　　西裡卡法官在他以往的判案歷史中，儘管有過多次他的判決被上訴法院推翻的記錄，但是，他也有他的殺手鐧。就是在他的權力範圍之內，他會把這個權力用足。你知道，在美國，法官是沒有權力判定被告是否罪名成立的。這一權力始終在陪審團手中。但是，在判定「罪名成立」之後，同一罪名的刑期長短，是有一個有限的可調幅度的，也就是同一罪名可判的最高刑期與最低刑期之間，有一個差距。在法律規定的限度之內量刑，法官是有一定的權力的。西裡卡就常常把判最重刑期，作為自己對罪犯的一個威懾武器。

　　看到這裡，你一定會有些迷惑不解。既然法官西裡卡與尼克森以及被告李迪一樣，也同是一個共和黨人，也同樣持有十分頑固的保守派觀點，那麼，他對落在自己手上的這麼一個案子，一個對於自己所屬的政黨在競選中發生的醜聞案件，為什麼非但沒有庇護和「手下留情」的傾向，反而看上去好象是在賣力「追殺」？

　　你的問題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在美國，法官西裡卡的反應也是很自然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我前面也有過介紹，在這裡除了少數政治活動家，個人對於一個政黨如果產生認同的話，他基本上只有觀點認同，而幾乎沒有什麼組織認同。所以，首先，法官西裡卡不會對政黨組織有任何顧忌和心理壓力。因此，他是一個終身的共和黨人，只是說明他是一個具有非常固執的保守派觀念的人。

　　更何況，他還是一個保守派的法律工作者。事實上，在這一類保守派的觀念中，希望保持傳統生活和傳統價值觀，崇尚秩序，把法律作為至高無上的準則，對違法和破壞秩序的現象深痛惡絕，主張嚴厲懲罰，等等，是十分典型的，也是非常符合他們的信念邏輯的。對於法官西裡卡，他認的就是維護秩序，其餘的六親不認。任何犯罪現象，落在他手裡就一追到底，因為他肯定覺得這是實現他個人理念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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