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是靠不住的(25)_林達

二五

　　這名律師直直地就奔向了最高法院。為什麼他一告就告到最高法院呢？這算個什麼司法程式呢？他有他的道理。因為在美國國會通過的「1789年的司法法案」中，有一個第十三條，該條規定，授予最高法院一個額外的權力，就是最高法院可以直接向行政官員發出強制執行令。也許，這是1789年國會對於實行「司法制約行政」所作的一個嘗試吧。

　　既然這條法律明文規定，最高法院有權直接強制新的國務卿送出那張任命書。所以，瑪勃利的律師當然就直接奔最高法院而來了。但是，不知你是否看出這樣一個問題？這個「第十三條」只規定了最高法院有發出強制執行令的權力，卻沒有解決一個「怎麼強制」的問題。

　　美國最高法院只有那幾個大法官，既無行政分支所擁有的兵權，又沒有立法分支所擁有的財權。也就是說，如果大法官真的發出強制令的話，萬一行政分支不服從，那時，大法官既派不出兵去強迫它執行，也不能以切斷行政分支的開支相威脅，他有什麼辦法去保證強制令的執行呢？

　　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你一定要時時想到，這是發生在兩百年之前。在美國，那還是一個頗為「蠻荒」的時代。你只要想想那些美國西部電影就可以有個大致印象了。更何況，這時連大規模的西部開發還沒有開始呢。所以，這個剛剛找到一個臨時小辦公室的最高法院，還顯得弱不禁風。它還沒有多少如現代美國的法律文化資源可以利用。也就是說，最高法院在當時的美國，遠沒有建立起今天這樣的權威性。因此，在它的權威建立之前，就一下子和政府權力的另外兩個分支碰僵在十字路口上，其局面就像是一個還沒成熟的少年與兩個壯漢的對峙，形勢十分緊張。當時的美國還沒有電視，甚至連個收音機都沒有，所以老百姓還不可能很關心這些事情。可是，至少在政治中心的首都華盛頓，大家的注意力很容易被這個案子吸引過來。

　　更何況，這個案子又是如此具有戲劇性：告的是新國務卿壓下了老國務卿留下的任命，而老國務卿偏偏又擔任了審這個案子的大法官。還有比這個更有好戲可看的嗎？我卻常常想，這事正巧是發生在建國初期，才給了人們一個看好戲的機會，若是發生在今天，沒准法院一接這案子，馬歇爾這樣的「當事人」就該回避了。

　　可這是在兩百年前，還沒那麼地道的規矩。案子就是落在馬歇爾手裡了。可是，他該怎麼處理為好呢？

　　馬歇爾如果對這個不予審理，那麼，最高法院就活像是在十字路口主動畏縮退讓的少年，今後出門也休想再抬起頭來了。如果他發出強制令，行政分支不予理睬，這就象那個少年對著壯漢大喝一聲「讓開」之後，壯漢紋絲不動，他僅僅是白吆喝了一聲，除了會引起圍觀者的一陣哄笑，什麼結果都不會有。不論發生的是這兩種結局中的哪一種，都會與馬歇爾強化司法的理想背道而馳。這可真是考驗一個人的政治智慧的時候。

　　馬歇爾的第一個動作，只是給現任國務卿麥迪森發了一份通知，代表最高法院要求現任國務卿陳述理由：為什麼不應該給你發個強制令，迫使你送出瑪勃利的任命書。這份通知，就像是這個少年主動站到了十字路口，華盛頓的「觀眾們」立即象過了電一樣感到十分刺激，紛紛「圍了上來」。

　　也許，馬歇爾的這一舉動是想在不示弱的前提下，先拖一段時間。也許，他還希望就這個問題，引起人們對於政府權力的一場討論，讓人們有機會對其司法分支和其它兩個分支之間關係作一個反思。結果，這一舉動首先是引來了一批人對他的圍攻謾駡。指責馬歇爾是惡意攻擊國務卿。同時，國會果然引起了一次次的爭論。爭論的內容正是司法分支的獨立和權力到底應該到什麼程度。

　　我想，這正是一個國家面臨的最困難和關鍵的時刻。定下一個大原則之後，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果喪失了對於一個原則的分寸和度的把握，很可能同時就喪失了這個原則本身。

　　照說，這個案子是發生在政府的行政分支，與國會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司法分支的許可權和獨立性問題，一直是國會關注的議題。這個的案子又一次引起了國會對於老問題的討論，而且國會的討論是非常激烈的。不少議員認為馬歇爾主持的最高法院管過了頭，主張推翻有關司法改革的「1801年司法法案」，「把大法官們送回他們的巡迴職責中去，使他們沒有機會出來誤導。」

　　但是也有反對意見的，一個在獨立戰爭中致殘的老兵，當時的紐約州州長莫利斯，吃力地撐著他的木腿，神情激動地告誡大家，必須給予司法分支足夠的獨立性，使之有能力制約立法和行政分支。他尤其指出了對於立法分支監督的重要性，「以防止一些違憲的法律損害憲法。」他在最後幾乎是嚷著向在場的議員宣稱「你們如果撕去了這份憲法，你們將永無機會再得到另外一份！」

　　在美國，有一個傳統做法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凡是這一類的國會辯論，每個議員的態度不僅在當時是公開的，而且，他的發言將會記錄在案，隨時備查。任何一個老百姓都可以查到。這樣，沒有一個觀點是在當時就能夠一錘定音的。美國人把一切都交給時間，讓歷史去對一切作出再判定。

　　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會隨著歲月滄桑，星換鬥移，逐漸脫出歷史局限的外殼，顯露出它的真實面貌和真實意義。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歷史學家會一遍一遍地去寫書，去引用這些人物的發言，去重新給它一個新的認識和定位。這時，他們會去美國國會圖書館，免費的，不需要任何介紹信的，查出那些當年歷史人物的發言和論斷的原件。孰是孰非，也就會越來越清楚地呈現在後代的面前。

　　在美國，沒有一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能夠逃脫得了這樣一種歷史的檢驗。其關鍵不僅僅在於政府論壇歷史記錄的準確和保存，還在於這些記錄都是公開的。沒有一個歷史人物，可以因為他是總統，或者因為他是一個大家公認的英雄，就在歷史檔案中，隱去或者修改不利於他的形象的某個部分或某些發言，甚至連封存某個部分，想貼上「不得查閱」的標籤，都是做不到的。

　　同樣，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除了投票結果之外，也是由所有的大法官，不論對判決持肯定意見的，還是對判決持否定意見的，分別寫下一段他的觀點，陳述他表決的理由。然後，存檔備查。現在，我們坐在家裡，就可以通過電腦聯網，查到美國歷史上所有重要案例中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詞。因此，當歲月拂去歷史塵埃之後，他們是歷史英雄還是客觀上的千古罪人，會突然變得一目了然。

　　例如，在我們參觀最高法院陳列室的時候，那裡有一部介紹最高法院歷史的錄影片。該片強調地提到，在南北戰爭之前三年的1857年，在一個案子裡，當時以塔尼首席大法官主持的美國最高法院，就曾經作出了支持奴隸制的惡名昭著的判決。宣稱「黑人不是公民」，即使當黑人已經住在非蓄奴的自由州，他們也無法享有任何憲法權利。這個判決成為美國南北戰爭的一個重要起因之一，也成為在今天人們回顧美國司法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美國，一個或一群歷史人物，可以風雲一時，權傾一時，但是，他們無法不感覺到歷史老人正非常耐心地坐在一邊，默默地觀看和等候著他們。等著浮華和渲染褪去，等著真實漸漸地裸露，在陽光下爍爍閃亮。

　　這樣一種對待歷史的傳統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歷史本身。因為，公眾人物有沒有歷史感，這對於他的行為是有影響的。當他感覺到歷史目光的逼視，他的言論和行為會更審慎和負責任一些。因為他的一言一行不是被記在紙上，而是被刻在光天化日下永不磨損的碑上。

　　但是，與此同時，在美國，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他們承認世界上確有「歷史局限性」這麼一回事。因此，也就能夠以歷史眼光看待歷史人物，以平靜的心情對待歷史事件，不給古人扣現代大帽子。我們此後還會不斷遇到「歷史局限」這樣一個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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