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來一路讀(73)_林達

七三

　　§極右派——民主體制下的必要邪惡

　　法國大選，極右派勒龐崛起，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16.9%的選票，引起歐洲和世界輿論一片驚呼。法國人這次沒有別的選擇了，「甯選騙子，不選法西斯」，只得把票投給近些年聲望不佳的右派希拉克。在第一輪遭淘汰的中左陣營社會黨總理若斯潘、左派法國共產黨，都號召選民投希拉克的票。希拉克得到了82%的選票，成為現行選舉制度實行幾十年來得票最高的人。當40萬民眾走上巴黎街頭，舉行反對勒龐的五一勞動節大遊行時，報刊輿論歡呼法國民主將獲勝，似乎忘記了第一輪選舉前報刊紛紛報導勒龐連500個民選人簽名都難以湊齊，投票結果卻嚇了大家一跳。如今，勒龐誓言要在6月的議會選舉中爭取得到1/3的席位，和左派、右派三分天下。我們站在法國之外，怎樣看待這次極右派的浮出？

　　一、極右派浮出是對民主的威脅嗎？

　　勒龐以反移民為中心的言論，讓歐洲人恢復了60年的記憶。人們把他比作希特勒，把他的崛起看作對民主的威脅。這種「威脅論」是一種貼標籤法，省了很多動腦子和說理的力氣，卻回避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勒龐是在法定的民主選舉中「崛起」，這一「崛起」的下麵，是在4,100百萬選民中有18%的人認同他的主張和訴求。40萬人的盛大遊行，並沒有動搖占人口18%的勒龐追隨者。法國是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18%民眾的訴求，不是一個小數目，理應得到政治家和國家管理者的嚴肅注意，這是民主選舉制度的本意。人們紛紛指責勒龐引起爭議的極右言論，卻不問為什麼會有18%的民眾支持他，如何對這18%民眾的呼聲作出回應？

　　儘管有記者撰文指出，投勒龐票的人動機各異，有些人是懷舊，有些人是同情納粹，或者是民族主義者，但是不可否認，這種人只是極少數。最熱情地認同勒龐的人，大多數是底層工作勤奮而貧窮的白人工人農民，他們認為左翼政府的政策降低了他們的生活水準，造成了不安全感，而且長期來對他們的呼聲和訴求置若罔聞。不管你是不是同意他們的呼聲和訴求，這次他們用18%的數量迫使人們傾聽他們的聲音。18%的選票不是對民主的威脅，恰恰相反，它表明民主體制運行良好，不同的利益浮出水面，異見的聲音得以表達，這正是成功之處。

　　二、從亨廷頓到布坎南

　　勒龐的要害是反移民，福利政策、犯罪問題等等是移民問題上派生出來的。現在法國人口中有10%左右是穆斯林，這是一個日益引起民眾關注的問題。不過，要是說移民，以及移民引起的社會問題和爭議，總不會比美國更厲害吧。勒龐在美國的同道有沒有因此而崛起呢？

　　和法國不同，美國移民問題歷史悠久，但是移民問題影響文化認同，卻和歐洲差不多同時，發生在最近的10來年。60年代以後，左翼的文化多元化成為「政治正確」的主導輿論，到90年代冷戰結束，審視未來，多元化趨勢下的文化認同問題漸漸浮現出來。亨廷頓在他的文化衝突理論中強調，美國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他對人口構成演變而導致美國喪失西方文明特質的未來憂心忡忡，批評克林頓行政當局面對這一趨勢樂觀其成的態度。

　　在移民問題上強烈批評現行政策的，首推右派政治家派特·布坎南。布坎南出生於1938年，曾經是尼克森總統的顧問和演講撰稿人，是共和黨右翼的知名人士。

　　布坎南的觀點和勒龐如出一轍。在移民、犯罪、福利、墮胎合法化等等問題上，他們的言論幾乎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勒龐反對歐盟，布坎南攻擊聯合國。布坎南觀點的核心是，他認為，由於美國白人出生率低而少數族裔出生率高，再加上源源不斷的合法和非法的移民，美國的人口構成在演變，未來白人不可避免地會失去多數地位，而這意味著美國不再是美國，等於亡國。他的新著就叫《西方的死亡》，此書還有一個提示性的副標題：正在衰亡的人口和移民入侵怎樣危及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文明。

　　1992、1996和2000年，布坎南三度競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三度失敗。共和黨人對他的極端右派立場也感到頭疼，他後來作為改革党的候選人參選，民眾投票總計為1%。他在政壇上「崛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他仍然有這1%的鐵杆追隨者。左翼對他的戒心也像今日法國人對勒龐的警惕。不過，美國人大可不必像今日法國人這麼緊張。布坎南要得到18%民眾選票迄今為止還是難以想像的。那麼，既然移民問題在美國比在歐洲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麼極右派之「崛起」沒有發生在這兒呢？

　　三、為什麼沒有發生在這兒

　　兩年前，美國政治社會學家列普塞特（Seynour Martin Lipset）和蓋利·馬柯斯（Gary Marks）合著了一本研究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著作，《沒有發生在這兒》（It Didn't Happen Here），它也有一個副標題：為什麼社會主義在美國失敗了。他們考察探討的是，為什麼美國成為世界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一個特例，左翼工會、激進社會主義政黨、激進工人運動為什麼沒有在美國「崛起」。如今我們探討美國激進右翼沒有像歐洲那樣崛起的原因，幾乎可以逐條從這本書中核實其原因。雖然是一左一右，道理卻是一樣的：這些激進左翼也罷，極端右翼也罷，都是成熟制度下社會現象的一部分。這些左翼右翼是和平的、合法的、有民眾參與的政治博弈的結果。極端右翼和激進左翼，是難兄難弟，它們互為鏡子，一同消長，輪流起伏，互相反彈。他們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沒有發生在這兒》探討了激進左翼社會主義在美國始終沒有蔚為大觀的原因。

　　在制度層面上，美國的選舉制度，特別是大選舉團選舉總統的制度，抑制了小黨的活動。第三黨崛起而獲取百分之十幾的民眾選票已經相當吃力，在大選舉團裡卻根本表現不出來。所以美國政界臺上台下200年來一直是兩大黨輪流。各派政治力量如果不想長期做無用功，浪費政治資源，就必須在兩大黨的活動中獲取陣地。而兩大黨的鬆散的組織結構，公開的活動，好似市場競爭一樣面向大眾的風格，使得大部分民眾可以在兩大黨的政綱中得到價值認同。小黨和激進左右派是始終有的，但是兩大黨在當中，民眾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分佈。這是一種穩定的、即使變化也取緩進勢態的結構。

　　在社會層面上，美國底層的大量移民來自于世界各地，移民的文化特徵多元化，造成了工人組織多流派。任何政黨都很難抹平移民的差別而將他們都統一到一面大旗下。社會主義工人政黨經常採取的激進姿態，反而將新移民驅離于激進左翼之外。

　　在現代思想史上，美國並不是蠻荒之地。二次大戰之後，美國確立了世界強國的地位，它不僅是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強國，也是思想和觀念的強國。各種思潮，左的右的，都在這兒發育，尋找認同和追隨者。這兒不僅自然空間大，也是制度空間最寬敞的地方。基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則，信仰、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在美國有特殊的地位。「二戰」後在歐洲一些國家被法律禁止的納粹活動，在美國卻始終是合法的。歷史上臭名昭著的三K黨，主張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機器的各派共產主義思潮，主張暴力反抗的黑人組織黑豹黨，在美國都是合法的。也恰恰是這種較大的制度空間讓民眾有選擇的自由，激進派無論左右就難以崛起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最為明顯。在只有一個宗教的社會，宗教極端分子容易成為社會的危險，而在有動輒數以百計宗教派別的地方，什麼宗教激進派別都難以坐大到危害社會的地步。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的無論什麼宗教信仰，不管是激進的、極端的、好戰的，還是寬容的、中庸的、和平的，在美國都有追隨者和組織，但是沒有一個組織能夠崛起到動搖社會穩定的地步。

　　前幾年，聽歐洲來的朋友說，歐洲人，特別是知識份子，對美國政界和民間的保守頗有微辭。法國人視美國為觀念落後，在200年前法國大革命時期就是如此，可謂源遠流長。比較而言，這裡面可以說有一種思想方式的不同。對於熱忱地追求實質正義的歐洲知識份子來說，時代進步了，在觀念上落後就是落後，進步和落後是可以分別得出來的。對於美國老百姓來說，觀念也許根本就沒有什麼明確的進步和落後之分。所有的觀念，或許都有其價值，一旦要作為全社會的行為規範，則有合適不合適的「度」的問題。

　　相比之下，勒龐在法國第一輪選舉中得票16.9%的時候，激進左派得票也高達10%。兩個端點同時浮出，這幾乎是一種規律。當40萬民眾五一大遊行聲勢浩大的時候，他們期望著極端右翼將被唾棄，事實卻很可能走向反面。極端右翼不會因此而縮小，左傾政策走向極端反而會引起右翼反彈。這種現象，歷史性的1968年已經演示過一遍了。

　　四、必要的邪惡

　　西方民主國家極端右翼不約而同地以反移民為政策訴求，紛紛在民主選舉中「崛起」，反應了全球化將要面臨的利益衝突和文化衝突，這種衝突不僅將在地區之間發生，而且首先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展開。這種衝突的來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戰」後的民族主義高漲，追溯到60年代西方的觀念革命，更直接地追溯到最近幾十年西方社會政策的普遍左傾。極端右翼「崛起」，也可以看作是，某種尋求利益平衡的反應。

　　民主制度的本意不是回避民眾中的價值和利益衝突，而是訴諸於以制度程式來尋求利益的平衡、價值的妥協。極端分子、激進分子和好戰分子的活躍，潛在著一種對現有秩序的威脅。民主制度處理極端分子崛起的方式不是運用國家權力和社會公共資源來壓制其訴求，而是依賴程式的運作，讓不同利益和價值訴求反應到政策平衡上。

　　作為新移民，我們不贊同派特·布坎南的極端右翼政治觀點。可是我們也覺得，正是在體制長遠健康的意義上，美國社會應該感謝極左派如喬姆斯基，也應該為極端右派布坎南的浮出水面而欣慰。布坎南是為美國預防未來重病而打的防疫針，是民主制度下的必要邪惡。極端右翼和激進左翼一樣，都是社會政策的一種觀察標杆，它為政治家標出了危險區域的邊界：任何看上去良好的動機，任何聽上去美好的理念，都有現實的局限；不要為單一理念所惑而向一側滑得太遠。否則，必然會引起反彈，今日微不足道的1%，明天突然就會崛起成為18%，嚇你一身冷汗。

　　的確也是，不管激進左派或極端右派的言論在你聽來是多麼刺耳，保證他們能夠浮出水面，讓他們參與為這個社會的變革提供思想資源，是社會制度健康的標誌。而這比任何左右之爭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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