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來一路讀(40)_林達

四〇

　　三

　　1年以後，布萊恩至死也沒有能面向全國發出的《最後的演說》出版了。可是，事過境遷，再加上媒體傾向于被告，它並沒有得到注意。布萊恩當年到底要說什麼？如果我們今天僅僅用科學與宗教的對峙來看待這個事件，而不去深掘出它的歷史背景，我們也許會遺漏一些歷史教訓。在布萊恩的法庭辯論以及最後的演說中，有大量為宗教辯護的內容，然而，同時他也表達了清楚的超越宗教範圍的內容。這些內容是不應該忽略的。

　　即使是最貶低布萊恩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的生命「發端于一個英雄」。布萊恩在政壇上幾乎是一個神童。美國憲法規定總統的最低年齡是35歲，布萊恩剛滿36歲就成為總統候選人。在他一生中，雖然從未當選總統，卻總共有三次成為總統候選人。他被看作「英雄」，是因為他始終站在歷史進步的一端，在當時的人看來，甚至還有一些超前。從19世紀末，他就開始反對財團的腐敗，呼籲婦女的選舉權，代表底層工人、農民的利益。他因此被稱為「偉大的普通人」。年輕的布萊恩非常英俊，是出名的銀嗓子，他的政治演說和他的理念，都有著很強的感染力。只要是對美國稍有瞭解的人，都不會相信，一個三次入選的總統候選人，會輕易否定美國憲法中最重要的有關公民權利的思想言論自由。

　　事實上，在達爾文學說剛剛出現的時候，作為一個基督徒，布萊恩和美國大多數人一樣，已經習慣宗教與科學的互容。一開始，他一直是以開放的心態對待進化論的。此後，達爾文進化論中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越來越普遍地被人們接受，被尼采等德國哲學家推向極端，這一切逐漸使布萊恩感到不安。他說：「達爾文學說聲稱，人類是在仇恨法則的作用下達到現在的完善程度的。進化論是一種沒有憐憫心的法則，按照這種法則，強者群起殺死弱者。」他認為《聖經》是反擊這種沒有憐憫心法則的「愛的法則」。這正是他在未能發表的結辯演說中的重要內容——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

　　在100年前的20世紀初，清晰而道德中性的現代自然科學觀念，事實上還沒有形成。布萊恩所批評的，正是達爾文不應該把人類社會問題和動物進化問題完全混為一談。他引用了達爾文1871年的論述，達爾文說：

　　在原始狀態裡，身體和精神上的弱者很快就滅絕了；存活下來的一般都顯示出健康活力。另一方面，我們文明人，卻盡其所能地抵擋這種淘汰過程；我們為低能兒、殘廢人和病人設立庇護所；我們設立貧窮救濟法案；我們的醫務人員竭盡其技能救助每個人的生命直至最後一刻。有理由相信，牛痘疫苗救下了成千上萬以前會死於天花的人的生命。這樣，文明社會的較弱的成員也在繁衍他們那種人。任何曾經飼養過家畜的人都不會懷疑，這樣做會極大地傷害人類種族。不注意這個問題，或者處理不對頭，那麼一點不奇怪，這會導致家畜品種的退化；幾乎沒有人會如此粗疏大意而任憑他的不好的牲畜繁殖後代，可是人類對自己這個品種卻開了例外。

　　生物進化論在當時是一個全新的科學假說，它第一次把人類和動物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對「人」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人們在發現、研究、接受它的初期，很自然地會從進化論的角度，思考動物世界和人類世界的關係，甚至擴大外延，試圖讓人類社會延用動物世界的法則，如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當時的人並沒有意識到它可能包涵的危險性，這種趨勢非常容易從社會達爾文主義走向尼采的「超人」，也走向種族主義，甚至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

　　作為美國中學生物學課本主體的進化論教育，也是如此。戴屯的中學所用的生物學課本，是1914年在紐約出版的《亨氏普通生物學》（《Civic Biology》Hunter, George William）。這是田納西州，也是美國很多學校普遍使用的一本教材。

　　這本教材在介紹了「自然競爭和自然選擇」、「適者生存」、「健康、體質和頭腦強健者取勝」的生物進化理論之後，就將它引向人類社會。它指出，達爾文「給我們今天世界的進步提供了理論證明」。當時的進化論研究者普遍涉及的、非常容易失控而走向種族主義的人種問題，在教科書中也同樣有所反應。《亨氏普通生物學》在「人類的種族」一章中，例舉了5種「在本性和社會習慣方面，其基本構成都各自大不相同」的種族：

　　……發源於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和黑人類型；太平洋島的棕色種族；美洲印地安人；蒙古及黃種人，包括中國、日本和愛斯基摩人；最後，也是所有類型中最高的類型，白人，由歐洲及美洲的文明白人居民為代表。

　　經社會達爾文主義推論，帶有強烈種族主義色彩的「優生學」，成為必然結果。在同一本教科書中，在「人的改進」標題下，提出了通過生物進化「選擇」的法則，「對未來人的種族進行改進」。課本中的「優生」理論，不僅僅討論疾病和低能的遺傳，還列出了後來惡名昭著的道格代爾（Dugdale）和哥達德（Goddard）

　　調查報告，他們的調查「發現」：犯罪、酗酒、貧窮和娼妓，都是可以遺傳的。

　　於是，在「寄生和社會代價」一節，課本這樣教育孩子：「大量上述的家庭在今天存在著，向全國散佈疾病、道德敗壞和犯罪行為……就像某些特定的動物和植物，寄生在別的動物和植物身上，這些家庭成為社會的寄生者。」接下來，在「救治」一節，課本作者指出，「救治」這些社會問題的「優生」方法是：「假如這些人是低等動物，我們大概就殺死他們，以防止他們擴散。人道主義不容許這樣做，但是我們確實可以用庇護所、隔離區這樣種種方式防止生殖交叉，使得一個低等墮落退化的種族也可以生活著。」

　　布萊恩強烈譴責社會達爾文主義「不道德」，指責這樣的「進化理論」，把「叢林法則」引入社會，只談弱肉強食而從來不談人的合作，指責它把帶有種族歧視、貧窮歧視、對弱勢群體歧視的所謂「優生」，作為人類適應自然的惟一方式。

　　當時正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社會達爾文主義很快被一些德國哲學家接過去，用於解釋戰爭的起因，標榜戰爭是「為了人類的生存而舉行的進化戰」。事實上，這個理論的惡意推進和在德國得到刻意宣揚教育，成為民眾支持希特勒發動二次大戰和屠殺猶太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有著進化論科學強勁的掩護，那些今天聽起來不可思議的種族滅絕理論，在當時才可能振振有辭。在上世紀20年代，在美國進行這樣的教育同樣是危險的，尤其是在幾個還存在種族隔離制的南方州。不能說這樣的「科學教育」，和南方種族隔離制度的頑固，就完全沒有關係。一個含糊不清的進化論，給種族主義打了一劑強心針。

　　回首去看，並不是《亨氏普通生物學》的作者特別邪惡，而是達爾文學說盛行的初期，人們確實不知如何將生物和人類既在進化上連貫看待，又嚴格區分動物界和人類社會的不同法則。這些複雜問題，包括人的基因遺傳的課題，直至今天，還值得探討和研究。只是今天的人類，又進步了將近百年，懂得必須非常謹慎地對待這些問題了。而當時能夠敏銳地指出其中的問題，能夠在科學至上、新學科風靡一時的時候，提出潛在的道德問題，卻需要勇氣。尤其是在美國，冒「反科學」、「反言論自由」之大不違，更是需要加倍之勇氣。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