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筆記(90)_林達

九〇

　　5月22日，委員會在教育制度上陷入嚴重僵局。這天晚上，民主聯合會的四個代表、社會黨四個代表相約在馬德里何塞·路易士飯店會面，在飯桌上討論分歧。兩大黨都算中間派，但前者偏右，後者偏左。這頓飯吃得通宵達旦，到第二天清晨達成了一系列妥協：所有涉及宗教問題的分歧，包括教會的獨立、教育、離婚、墮胎問題，都達成了妥協；對勞資關係，對拒絕參軍的良心反戰者，對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等，也達成了妥協。儘管另外兩黨沒有參加這次「何塞·路易士之夜」，卻預先和他們通過氣，並且得到這兩個政黨的支援。他們承諾，不管結果如何，他們都認可兩大党達成的妥協。

　　經過一百四十八個小時的議會辯論，總計一千三百四十二次演講，議會憲政事務委員會終於在6月20日完成了修改稿。

　　7月份，「求同聯盟」七君子已經工作了整整一年。議會對最後修改稿進行了審查、表決。只有兩票反對，十四票棄權的主要是右翼人民聯盟的代表。憲法文本給送到參議院，參議院通過時做出修改。議會再將這些修改結合到原先文本中。

　　首相蘇亞雷茲對議會說：「憲法，作為民族和諧的表達，必須通過一致認同而達成。」

　　1978年10月31日，憲法文本終於以壓倒多數通過。在最後投票中，五個右翼人民聯盟的代表和三個巴斯克代表投了反對票，十二個巴斯克代表缺席棄權。

　　西班牙制憲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它們跨越了許多認識的、利益的溝坎。當年，就是這些邁不過去的溝坎，釀出內戰。今天，西班牙在證明，歷史記憶也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他們在吸取教訓。制憲期間，西班牙左右各黨派都在以歷史記憶為鑒，促使和解。西班牙共產黨的領袖們，在制憲過程中一再發表文章和演講，回顧並一再坦率承認第二共和時代自身和其他政黨所犯的錯誤，回顧內戰對西班牙帶來的破壞和災難，回顧因內戰而推出的獨裁對社會發展造成的停滯、障礙。正是歷史，促使西班牙政治家，無論有多大的分歧，終於沒有放棄努力，得到了一部憲法。

　　我有時候想，激烈爭執後妥協的憲法，比沒有爭執的憲法要靠得住。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矛盾和衝突。要是不浮上表面，不是被一強勢壓死，就是大家不把憲法當真。西班牙人在制憲過程中爭個面紅耳赤，這表明以後他們是打算認真實施的。

　　1978年12月6日，西班牙全民公投通過憲法。百分之六十八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其中只有百分之七點二的人投反對票。1978年12月27日，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簽署憲法。西班牙王國的君主立憲制度正式確立。

　　此時此刻，人們會想起，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在一次呼籲支持憲法的群眾集會上的話：「今日西班牙之民主，儘管還醜陋，卻要比那埋葬了的過去，好一千倍！」

　　西班牙憲法於1978年12月28日生效。同一天，首相蘇亞雷茲發表電視講話。他在電視上宣佈，他已經請求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下令解散議會，啟動新的選舉。這具有象徵意義，這是在制憲以後，按照新憲法規定實行的第一次選舉，具有更確定的合法性。通過這次選舉，蘇亞雷茲本人從1976年國王個人任命的首相，到1977年第一次大選當選的首相，再變成制憲以後按照憲法規定當選的首相。這一變化將象徵著西班牙從君主制轉變成君主立憲制。

　　1977年第一次大選後，就在西班牙國家範圍內形成左右對稱的兩大黨兩小黨競爭的局面，大党一左一右處於中間地位，形象更溫和，小党一左一右處於兩端，形象更激烈和極端。這種溫和和極端，既是政黨本身黨綱訴求的結果、是自身的選擇，也是歷史的遺產，是民眾的歷史記憶。

　　1979年大選，沒有意料之外的情況。原來的四大黨派，三個選票微升。明顯失落的，是右翼的人民聯盟，選票從1977年的百分之八下降到百分之六點一，議會席位從十六席下降到九席。民眾仍然傾向于溫和的中間黨派，既要開明改革，又要保障民生和穩定。最醒目的對比，是共產黨選票的微升和右翼的人民聯盟選票的下降。

　　這當然和兩黨的形象調整有關。1977年選舉後，共產黨在卡利約領導之下，明確地表示支援民主進程，和以往的形象漸行漸遠。這是1979年共產黨在大選中成績顯著的原因。但是，內部責難和分裂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八十年代，西班牙共產黨分裂為幾個黨，在全國範圍內分量下降。

　　右翼的人民聯盟，經歷剛好相反。他們聚集著一批佛朗哥時代的官員。「運動」解散後，原來「運動」舊部也加入進來。他們在佛朗哥死後失勢，國王和首相顯然都不喜歡他們。此刻，反而是右派們感覺自己受壓制，感覺西班牙社會把佛朗哥看成一種「原罪」。他們認為，民主化的結果在完全否定佛朗哥時代，民眾義無反顧地拋棄佛朗哥是不公平的。1977年大選後，他們以為，這都是左派「宣傳」的結果。他們想扳回來。

　　於是，1977年後，人民聯盟中的一些激進分子，走了一條相反道路，表現得更為激進。在公眾集會上，帶領追隨他們的民眾，呼喊「佛朗哥，佛朗哥！」其結果是，1979年大選他們幾乎被選民們拋棄。

　　新制度的特點，是唯有自己才能判自己的政治死刑。只要你有能力反映民意，做民眾的嚮導，早晚有一天民眾還會追隨你的。從這次慘敗開始，右翼開始學著適應遊戲規則。他們仍然有上臺唱戲的機會。

　　西班牙完成了政治制度的全面轉變，確立了新的君主立憲制。這是蘇亞雷茲個人政治生涯中值得驕傲的成就，也是西班牙大眾和政治精英的共同意願。回想起來，能在短時期內完成轉變，也離不開佛朗哥時期就已經開始了的，西班牙對為趕上時代而做的長期準備。佛朗哥是一個獨裁者，可是西班牙在佛朗哥時代的前期和後期是不一樣的。在佛朗哥生前，西班牙已經是一個經濟發展、開放的國家。在變革進程開始的時候，體制內的佛朗哥舊部，不是頑抗變革，而是率先組黨。這一刻，你不能不想到，他們的領袖佛拉加在1966年就推出了取消預先檢查制度的新聞法。

　　自由的空間大了。可是自由和秩序往往是互為代價的。政治改革是一個解禁過程，會帶來極大的社會變化。尤其在剛剛開始的時候，社會的調節，根本跟不上變化的速度，人們無法適應。在這個宗教根深蒂固的國家，「突然間」，歷史學家評論說，西班牙人「把重獲自由當作一種發洩」，不僅色情刊物氾濫，而且社會治安直落穀底，刑事案直線上升，員警束手無策。計程車不敢搭載單身客，怕給「幹掉」。在瓦倫西亞和巴斯克地區，則恐怖活動日益猖獗。

　　真正的考驗，是在制度轉型以後。就像必須生一次大病一樣，活過來，改革才像獲得免疫力之後的嬰兒，算是能夠長大了。在1979年大選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這一切都如期發生了。

　　這次考驗，圍繞蘇亞雷茲而發生。起因就是在整個民主化過程中，始終顯得「彆扭」的巴斯克地區。

　　雖然時間緊迫，可是在心裡，我們一直在為去巴斯克的行程準備理由。它在北方，很遠。可是，正因為遠，沒有去就很不甘心，覺得這是西班牙非常重要的一塊土地，應該踏踏實實在上面走過，才比較放心。再者，後現代建築思潮之後，我們最想看一眼的聞名世界的未來主義建築古根海姆博物館，就在巴斯克的畢爾巴鄂（Bilbao）。還有，就是「埃塔」和巴斯克獨立運動，聲名在外，我們實在好奇。

　　在塞維利亞，我們把以後各程的火車票一次全部買妥。買票的時候語言不通，就在紙上寫明：日程、地點。地圖上，畢爾巴鄂有並列兩個地名，先是Bilbo，再是Bilbao。我們寫了Bilbo。售票員是個面善、耐心的中年人，看著地名開始搖頭：沒這個地方。我們只好乾脆掏出那張巨大的西班牙全國地圖指給他看，於是他寫下來：Bilbao。我們笑起來，這又是巴斯克語和西班牙語之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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