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筆記(89)_林達

八九

　　盟約的政治部分是一些有關立法的意見，目標是要把政治改革導入法治的軌道，最終實現新憲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修正了對公共秩序法的定義，定義為「在自由、和平、和諧地享受民權和尊重人權」基礎上的公共秩序。政治改革還包括員警的改造，將民衛隊置於內務部之下，而不是軍隊控制。

　　它開創了新的政治運作形式，就是坐下來，談到能達成共識為止，這就是「求同政治」。這種方式在西班牙歷史上從未有過，此後卻屢屢發揮作用，特別是在一年後的制憲過程中。西班牙的政治不再是鬥爭的，而是競爭的合作的共同參與的政治。遊戲規則建立起來了，參與者明白犯規才是犯規者的自殺。

　　這是蘇亞雷茲在改革進程中期的關鍵時刻，依靠在野黨和反對派來對付經濟困難。執政方作出一些承諾，其條件是民眾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忍受經濟困難，在野黨不惡意利用經濟困難和民眾的失望來給執政一方製造麻煩，而是説明政府說服群眾忍讓。事實上，這次盟約的執行，在短期內有利於政府調整而不利於民眾。民眾是生活艱辛的實際承受者。特別是共產黨這樣的左翼政黨，沒有從盟約中得到什麼，卻放棄了他們本來可以利用這種形勢擴大影響力的機會，實際上是反對黨作出了很大犧牲。卡利約堅持這樣做，不僅是他的思路轉變，還表現了一個誠實政治家的底線：歸根結底，你是要什麼？如果是為了民眾的長遠利益，那麼，當你確信協助政府渡過難關，符合民眾的長遠利益，那麼妥協與合作，就是一個誠實的政治家的自然選擇。

　　蒙克羅阿盟約讓我們對西班牙人刮目相看。當時，距離佛朗哥去世還不到兩年，距離大選之後不過四個月，落選的各黨，還在吞咽失敗的苦果，其中有佛朗哥時期的權勢人物佛拉加，有最大的兩個在野黨，他們完全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給蘇亞雷茲一個「好看」，而且名正言順，在野黨代表民眾抗議，為民請命，天經地義。我們看到過多少新生的民主實驗中，在野黨能煽動就煽動，能開打就開打，哪裡肯做這樣的配合。西班牙民主改革最困難的時候，失業率幾乎接近美國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水準，西班牙卻忍了過來。由於蒙克羅阿盟約，西班牙政治改革在經濟極為困難的七十年代順利展開。西班牙人能如此走下來，實在令人驚訝。

　　大選之後，西班牙歷史上遺留的很多矛盾還沒有觸動，這些矛盾恰恰隱含著各政黨之間的深刻分歧。按政治改革法，大選後民選議會要制定新憲法。這部新憲法要回答一些基本問題，如天主教會和國家的關係、王室的地位、教育和教會的關係，以及地區自治的程度問題、土地問題、經濟和社會福利問題，等等。歷史上，第二共和國就是在這些問題上無法妥協，造成了內戰流血。

　　制憲又是非常關鍵的一步。

　　制憲過程，先是指定了各大黨的七個代表起草憲法。起草委員會被稱為「求同聯盟」，其中包括最大党民主聯合會三人、社會黨一人、共產黨一人、右翼人民聯盟一人、加泰羅尼亞政黨一人。非常遺憾的是，他們沒能把巴斯克的政黨代表拉進來。

　　1978年1月，起草委員會就完成初稿，它故意回避了一些尖銳對立的問題，以待下一階段的黨派協商。然後，起草委員會開始逐條討論議員們提出的一千三百三十三項修正意見。

　　這時，求同聯盟的七君子開始產生分歧，主要是地區自治、教育和教會問題。這些分歧一時無法求同，越討論分歧越大。1978年3月7日，社會黨憤怒撤回代表。加泰羅尼亞代表向自己的黨報告說，委員會意見紛紛，唯一還有一致認識的是，我們最終必須完成這項工作。剩下的六人苦苦糾纏，最後出來一個修改稿。4月10日簽字，社會黨代表也回來簽了字，總算沒有分裂。

　　但是，這還不是議會能接受的憲法。

　　西班牙的立憲非常困難。因為這曾是一個以天主教為國教的國家，別的地方可能是冷靜的政治議題，這裡是牽涉信仰、是很傷感情的事情。

　　假如看看比鄰的法國，論宗教歷史一樣悠久。可是，法國是啟蒙運動的發源地，對教會的消解是啟蒙的一個重要內容。法國大革命來得早，雖然有過回潮，可是回潮是暫時的，法國五次共和，一路接上了現代化，宗教是在一路後退。西班牙完全不同，革命的衝擊非常短暫，佛朗哥追求的就是「傳統的西班牙」。千年來，西班牙的宗教傳統幾乎沒有中斷過。而西班牙人，幾乎天生就充滿宗教熱情。這種對天主教的熱情，從西班牙通過移民燃燒到南美，再從南美進入本是新教天下的美國，連我們都能感受到。

　　我們在法國和西班牙，都去過許多教堂，感受完全不同。法國的教堂是肅穆的，你會向上仰視，全身心地離開塵世。法國是哥特式教堂的發源地，一些早期的教堂，形制還不成熟，並不如此完美。西班牙的哥特式教堂，發展相對比較晚，反而直接接過了法國哥特式教堂的成熟形制。不論是巴賽隆納主教堂，還是一些很小的小教堂，反而在造型上十分完美。可是，如果看慣了法國教堂，有時候，西班牙教堂會讓你感覺裝飾過度，肅穆因此被沖淡。高迪的聖家族教堂，在任何地區或許都是奇怪的、過分的，只有在西班牙，它恰到好處。我總是隱約覺得，站在西班牙教堂裡，向上的飛翔不是絕對的，塵世在拖住他們。

　　西班牙人的熱情可以是洋溢而氾濫的，宗教和世俗纏繞在一起。西班牙人熱愛聖母，她是他們心目中神聖純潔的女人，她的位置是西班牙最理想的塵世和神界的過渡，象徵著西班牙的宗教精神。他們對聖母的讚美和崇拜，也是半神半人的。一年中不論什麼時候，總有一些地方、一些街道，在抬著他們的聖母遊行，他們竭盡所能給她裝飾，繡著金邊、綴著銀線、戴著各種各樣美麗的花朵。她是他們的神，也是他們的母親、妻子、女兒。西班牙人為聖母驕傲而謙卑，謙卑地感受驕傲。

　　長久以來，佛朗哥的國家不是政教分離的。所有的學校，包括公立學校，都多多少少帶有教會學校的性質。宗教戒律和法律沒有完全分開。違背宗教戒律，在西班牙可能就同時是違法。宗教文化滲入這塊土地，佛朗哥上臺的時候採取的對宗教的態度和強制政策，甚至是他順應民心的地方。只是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使西班牙的宗教離開政治，無論如何也是時候了。可是到了操作層面，有民眾的宗教文化感情問題，也有細節操作的困難。天主教會和國家的關係如何重新劃定；政教分離，要分離到什麼程度；天主教會和教育的關係；天主教會原有的戒律，如離婚、墮胎等，法律是否仍然支持，對西班牙人，都是大問題。

　　宗教之外，當然還有屬於世俗世界的糾紛：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農業和土地改革問題，還有最為棘手的地區自治問題。

　　西班牙制憲進入第二階段，從5月開始，議會憲政事務委員會的三十六個成員開始公開討論。這是需要極大耐心的一場討論。總的來說，中間派占上風，雖然好幾次到了分裂邊緣。激進觀點漸漸被邊緣化，特別是右派人民聯盟和巴斯克民族主義政黨，他們逐步成為少數，他們不肯退讓的主要原因是教會與教育的關係，以及區域自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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