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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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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國內政治中,地區問題拔了頭籌。 和地區問題相比,蘇亞雷茲處理的在野黨問題,可能都算是很平和的了。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終於成為西班牙國內政治最大的困難。它們靠海,加泰羅尼亞靠地中海,巴斯克靠大西洋。又由於它們自然資源豐富,在最近一百多年,它們經濟最發達,是西班牙稅收的主要來源。外來思潮,也總是先在巴賽隆納登陸,巴賽隆納成為近代政治活動最活躍的地方,曾經是工會政黨最多,新花樣也最多的地方。馬德里的中央政府自然對它抱疑慮和警惕,歷來如此。 內戰前的左翼共和政府給了這兩個地區自治權,可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它們對自治程度並不滿意。內戰中,它們都站在共和派一邊。佛朗哥統治時期,強調「一個西班牙」。他傾向於不給一絲一毫的自治空間。用現在的時髦話來說,就是「零容忍」。軍事強人的政策比較簡單,就是徹底鎮壓區域自治的呼聲。民族文化遭到鎮壓,學校不允許教授民族語言,媒體不允許使用民族文字。佛朗哥的思路就是:連摩爾人都能在光復後歸順,成為西班牙王國的順民,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人為什麼就不能變成徹頭徹尾的西班牙人? 想起加泰羅尼亞,又仿佛看到我們站在暮色中的巴賽隆納主教堂廣場上,教堂臺階上樂手們舉起喇叭,樂聲響起來,廣場上男女老少們,幾十個人、上百人,圍成一圈一圈,手拉手跳起加泰羅尼亞的傳統舞蹈薩爾達那(Sardana)。大家一起踩著簡單的舞步。音樂的旋律悠揚平和,舞姿簡單整齊,樂者舞者陶醉其中。突然,樂聲激越,舞者把拉著的雙手高高舉起,有節奏地起跳,似乎在用舞蹈呼喊著什麼。然後,重新歸於平和,周而復始,似乎無窮無盡。你能感受平等、歡樂、和平。就是這不知何時傳下來的民間傳統舞蹈,在佛朗哥時期被明令禁止。哪怕沒有進去一起跳薩爾達那,但你只要在旁邊站過、感受過,你都會深感佛朗哥扼殺民族文化之荒唐和不仁。 蘇亞雷茲的民主改革進程命懸一線,成敗就看他能不能處理好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問題。 在佛朗哥統治時期,加泰羅尼亞民族自治的聲音從來沒有消失。自內戰後期共和政府撤出巴賽隆納,大批加泰羅尼亞難民進入法國,佛朗哥槍決了原自治政府的主席貢巴尼斯(Luis Companys)。流亡者隨後在法國成立了加泰羅尼亞流亡政府。這個政府儘管什麼也沒有,卻始終存在。當蘇亞雷茲啟動民主改革時,在舊體制內,大概只有國王和他兩個人,看到了這個流亡政府的地位。對蘇亞雷茲,什麼人在加泰羅尼亞有威望,他就應該和他打交道。蘇亞雷茲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把加泰羅尼亞帶進民主遊戲裡來。 流亡的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有個主席,高齡七十七歲,叫約瑟夫·塔拉德拉斯(Josep Tarradellas)。他在法國一直過著極其清貧的生活,長年住在最廉價的小旅館裡,下雨天屋裡要用水桶接漏雨。可是多年來,他照樣以加泰羅尼亞的名義,和西方政要打交道,不卑不亢。 蘇亞雷茲看到,儘管塔拉德拉斯是在流亡中接替了被槍殺的貢巴尼斯,並非民選政府,但他始終被加泰羅尼亞人看作是領袖。而且,他刻意讓自己的定位超越黨派,成為精神領袖。這對於西班牙政府很重要。中央政府處理地區分離問題時,最難辦的就是地區在政治和精神上是分裂的,因此找不到單一代表打交道。塔拉德拉斯的存在,給了蘇亞雷茲一個機會。 蘇亞雷茲很早就委託自己最信得過的人秘密前往法國,求見塔拉德拉斯「閣下」,傳遞資訊,請閣下在民主改革中予以合作,把加泰羅尼亞人民團結起來,參與西班牙民主。使者回來報告,塔拉德拉斯態度相當不錯。報告裡有一個細節:七十七歲的塔拉德拉斯閣下提出,如若回巴賽隆納,歡迎儀式一定要由他檢閱傳統加泰羅尼亞地區武裝衛隊。 這一要求的含義,蘇亞雷茲不幸沒看出來。年輕政治家覺得,這是老糊塗了,都什麼時候了,還窮講究。更何況,蘇亞雷茲處理這類事的風格是,悄悄做,不張揚。他認為,老頭兒太過分,這會激怒軍內保守派,一個非法流亡政府的人,要這樣神氣活現的排場,等於打舊體制耳光,八字還沒一撇就這樣招搖,豈不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沒有馬上回應。 誤解使蘇亞雷茲錯失寶貴時間。他沒有看出,塔拉德拉斯閣下一點不糊塗。他知道現在西班牙需要他做什麼,也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老人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在最後幫蘇亞雷茲一個忙,幫西班牙一個忙。塔拉德拉斯看到,在民族和地區問題中,「象徵性」非常重要。流亡政府和塔拉德拉斯,沒有什麼實權,對於加泰羅尼亞人民來說,卻是一個重要象徵。「象徵性」就是地區的團結和統一,這對西班牙政府是最寶貴的。 後來,蘇亞雷茲發現,加泰羅尼亞民眾明顯偏向左翼,偏向社會黨和共產黨。而民族主義加左翼,會突破右翼軍人的容忍極限,會立即導致危險,會使得右翼軍人武力干預加泰羅尼亞事務。他意識到自己對塔拉德拉斯的判斷失誤。 1977年7月,塔拉德拉斯來到馬德里,和首相展開談判。首相答應,加泰羅尼亞重新獲得1932年第二共和時期立法通過的自治地位,而塔拉德拉斯承諾,加泰羅尼亞將忠實于西班牙王國,承認統一的西班牙,尊重西班牙軍隊。在談判中,這位老人仍然沒有忘記,軍事儀仗隊榮譽迎接的條件。這次蘇亞雷茲懂了,這不只是一個加泰羅尼亞老人的驕傲,這是一種「象徵」,要向各方發出一個資訊:加泰羅尼亞人,自治了。 國王隨後接見塔拉德拉斯,果然引起軍人抗議。對他們來說,塔拉德拉斯和他的流亡政府,根本就是叛亂分子,容許他悄悄回來,已經是對他客氣。現在國王竟待之如上賓,還要檢閱加泰羅尼亞軍事儀仗隊,豈不是反了?結果,由國王出面說服軍方,以保證塔拉德拉斯返回巴賽隆納時,有軍事儀仗隊的迎接。 無獨有偶,當國王和共產黨領袖卡利約會見的時候,也出現一個小插曲,就是稱呼問題。國王手下的人,預先和卡利約溝通細節,說西班牙國王的傳統是,對屬下的貴族,用對比較親近的人的稱呼:tu,就是「你」,而不是比較正式的稱呼。誰知卡利約回答說,我年齡比國王大得多,如果國王稱呼我tu,那我也稱呼國王tu。王室接見,對國王如此失禮,是國王的手下人想都不敢想的,也不知如何稟報國王為好。 到了會面那天,國王後來說,他一見面就對作為長者的共產黨領袖充滿敬意。他很自然地稱卡利約為「唐·聖地牙哥」(Don Santiago)。這是很正規的尊稱,相當於「先生」。大概從沒人這樣稱呼卡利約同志,他也就自然地稱國王「陛下」了。後來,國王對他的傳記作家說,在西班牙民主進程中,共產黨做出了很了不起的貢獻,今日西班牙的強大,西班牙人民的福祉,離不開卡利約的努力。西班牙人民還欠著對他功績的承認。 西班牙民主改革開始的1977年,加泰羅尼亞問題安然過關。加泰羅尼亞整體進入西班牙民主改革,在統一的西班牙王國獲得穩固地位。民主政治處理民族區域的思路,是大棒和胡蘿蔔以外的另外一種東西,那就是和民主相聯繫的國家統一和民族自治。 可是,在處理巴斯克問題上,蘇亞雷茲沒有獲得同樣成功。 從表面上看,馬德里在民主進程中處理巴斯克問題時,始終無法走出大赦的關口。巴斯克地區民族獨立運動,在佛朗哥統治時期是恐怖活動和嚴酷鎮壓的迴圈。獨立運動製造了很多暴力事件,也就有很多人作為「刑事罪犯」關在監獄裡。一旦蘇亞雷茲提出談判,巴斯克馬上提出先大赦,先放了我們的人。西班牙政府也曾多次大赦,但是這些人不但人命血債在身,輕易釋放無異于降低司法威信;而且他們還是最激進的一夥,信奉暴力,他們一出獄很可能重新拿起武器。大赦過後,仍然暴力事件不斷。對新的暴力事件,政府別無選擇,只能嚴查嚴懲,於是就有新的人被抓進來。 而巴斯克問題真正棘手之處,在於他們的分離活動在政治上是不統一的。巴斯克的內部訴求其實很不相同,有不同程度的自治,也有分離和獨立,分寸相差極大。有溫和派,還有層出不窮的極端激進派。這些極端分子,人少能量大。在佛朗哥統治時期,巴斯克地區也有一個流亡政府,但是這個流亡政府卻不是超越黨派的,也就沒有塔拉德拉斯那樣的巴斯克人一致認同的象徵性領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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