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筆記(76)_林達

七六

　　按說，應該是死去的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兒子唐·胡安繼位。可是，現在回想起來，佛朗哥不讓唐·胡安登基還是很有道理的。一般來說，人們認為佛朗哥不讓唐·胡安繼位的原因，是他在國外接受了太多的現代思潮，太新潮，不符合佛朗哥口味。可是，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唐·胡安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有著太強烈的自己的政治抱負或者說政治野心。很可能，對於佛朗哥來說，他只是不想招一個主意特大的麻煩製造者進來。可是，歪打正著的結果是，歐洲現代的君主制，都是虛位君主，而唐·胡安長久憋在那裡研究政治，身邊一大群西班牙流亡政治家，正摩拳擦掌伺機以待，等著跟國王進來實現思想抱負。在這樣的情況下，唐·胡安很難安于現代君主制所要求的「虛位」。

　　佛朗哥選中了唐·胡安的兒子，三十歲的胡安·卡洛斯。胡安·卡洛斯在1938年出生於義大利，1948年他父親請求佛朗哥，讓他在西班牙接受教育，獲得准許。胡安·卡洛斯是在佛朗哥的嚴密看管下，完成了一個歐洲國王應該接受的全部西方教育，甚至包括在陸海空三軍中的服役。這種由一個行伍出身的獨裁者來一手操縱王冠落在誰頭上的做法，聽起來似乎名不正言不順，在歐洲歷史上卻是家常便飯。西班牙活像在演出一個老歐洲的故事。

　　佛朗哥宣佈了未來的國王，並沒有解決未來權力的歸屬。所謂虛位君主，國王是主權象徵，而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是由國會和官僚系統來運作的，日常大權不在國王手裡。

　　所以，佛朗哥的第二個決定是：把大權交給了他自己選定的一個接班人布蘭科（Carrero Blanco），自己退居二線，只偶爾在危機時刻出來掌舵。這樣，從1969年開始，新人在臺上，畢竟和佛朗哥自己在臺上不一樣了。

　　西班牙在緩慢地變革，三十年過去，從西班牙的改變可以看出，佛朗哥本人一定也在改變。可是，有一點我想是很肯定的，就是經過如此血腥內戰取得權力的佛朗哥，他對「大變化」是非常謹慎，甚至可以說是害怕的。在他的晚年，他會更傾向于把現行的基本狀態撐到自己生命的終點。可是，世界大勢還是在推動著小小的西班牙。

　　布蘭科主事期間，體制內的改革呼聲一點點地產生了。改革派官員首先希望改善西班牙的對外形象，讓它變得能夠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1970年，西班牙的一百三十一個溫和反對派，大多是社會主義者、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趁著西德外交部長的來訪，發表了一份要求改革的公開信，指出西班牙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差距，呼籲人權和基本政治權利。

　　體制內出現的改革派人物，有一個很出名的官員，叫佛拉加（Manuel Fraga）。佛拉加擔任西班牙的新聞和旅遊部長。新聞和旅遊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旅遊業是西班牙的重頭戲，它依賴於西班牙的對外形象，而新聞出版業是對外的主要視窗。

　　佛拉加在1966年主持通過了新聞法，這個立法結束了出版物的預先檢查制度。儘管新聞出版仍然受到約束和懲罰，但是這個立法使得很多報紙在七十年代可以發表對佛朗哥政權的批評文章。新聞法也促進了區域文字的出版物，尤其是在加泰羅尼亞地區。佛拉加作為舊體制內高官，對佛朗哥始終忠心耿耿，但是他很早就知道改革是一個必然，並且一有機會就準備付諸實踐。他是改革派中的右翼。後來，佛拉加擔任西班牙內務部長，這是一個管鎮壓的職位。他有過一些讓左翼改革派非常憤怒的措施，被左派稱為法西斯分子。他是一個體制內的改革派，這樣的人必定是複雜的。

　　八十歲的佛朗哥默許了這些改革。

　　1969年宣佈王儲的同時，西班牙試圖通過一個「結社法」。佛朗哥也希望能夠顯示西班牙有政治結社自由。可是法案一提出，就給改得面目全非。政治結社仍然限制重重：必須至少有二萬五千個成員，而且不管大小，都要得到「運動」的全國委員會批准，還都不能參與競選。根據這個結社法案，西班牙大眾的結社，仍然是在「運動」的框架之內。西班牙搞這個法案，說明它想在世界面前顯得漂亮點，它知道自由是「方向」。同時，它對政黨的恐懼一如既往。

　　反對黨不允許存在，並不等於不存在。從內戰結束到五十年代，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在國外，卻不斷派人回來，發展組織，實行遊擊戰。這種方式被事實證明不可能成功。一批批潛入的共產黨員都被逮捕監禁，中央到後來已經不再派人回去自投羅網。事實上，十月革命的方式已經不現實了。

　　有意思的是，佛朗哥和共產黨都在變化。

　　早在1948年，西班牙共產黨就號召建立各派別統一戰線，採取非暴力戰略，如滲透到官方工會的體制內部，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史達林死後，特別是赫魯雪夫上臺以後，西班牙共產黨迅速「非史達林化」，從1954年開始，允許那些因為「路線錯誤」而被開除的黨員重新入黨。

　　1956年，在流亡中的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全會上，通過了「民族和解政策」，決定「用和平的手段」，而不是地下武裝鬥爭，來取代佛朗哥政權。聲明民族和解是強調內戰在精神上的終結，勝敗雙方分裂的終結。共產黨領導人認識到，所有的人，戰爭雙方，在內戰中其實都失敗了。他們宣佈放棄要報復的願望，努力在西班牙抹去戰爭威脅。

　　「熱情之花」指出，「現在的佛朗哥主義，已經和十年前不同」。他們看到，新一代西班牙人已經成長起來，他們不再關心老一代人內戰時期的政治理念分裂，而更關心「皇家馬德里足球隊」在歐洲杯比賽中奪冠。

　　流亡中的共產黨領導人卡利約說，要和所有人一起，包括中產階級、教會，甚至武裝部隊，來實現民族和解，結成同盟，反對佛朗哥的獨裁統治。西班牙共產黨在聲明中，讚揚「中間階層」，特別是「非壟斷的資產階級」，他們願意和內戰時期的宿敵西班牙天主教會和解。此後，共產黨和天主教會的異見者結合，彌補了以往的鴻溝。共產黨是改革派中的左翼，可是，他們只能處於流亡或地下狀態。

　　另一個改革派政黨是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党，簡稱社會黨。它是西班牙名副其實最老的政黨，1879年成立。它曾是西班牙最大的政黨，是內戰時期總理內格林的黨。它的工會1933年有一千四百萬會員。內戰之後，佛朗哥統治的前十年，社會黨很快消失了。社會黨比較「君子」，試圖保持公開，不走地下鬥爭的道路。可是，公平遊戲必須有雙方共同認同的規則。內戰剛剛結束的佛朗哥，根本不容許政治上的公平競爭，單方面的光明正大反而是自投羅網，很容易被鎮壓。最後逼得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移往國外流亡，也脫離了西班牙現實。從五十年代開始，西班牙最大的地下政黨就是共產黨。社會黨就被取代了。

　　七十年代，佛朗哥政權開始走向寬鬆，社會黨重新出現。社會黨雖是左翼，是內戰主角，可是正因為老一代都被鎮壓，新一代反而以新政黨形象出現。和共產黨相比，較少和舊體制勢不兩立的歷史包袱。

　　就這樣，在佛朗哥後期的西班牙，有改革願望的人們形成了右翼在體制內、左翼在體制外。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改革派兩翼之間的對話和協調，需要時間。唯有時間，能夠讓雙方都認識到，體制內和體制外改革意願的合作，是必經之路。達成這種共識，還需要客觀條件。

　　看著西班牙從內戰之後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之變化，很是感慨。一個古老民族步履艱難，走到這一步真是不容易。世界是在變化的，認識是在變化的，人也都是在變化的。我們多麼容易看到自己的變化，而不能相信他人的變化。

　　人生和世界，都如一個棋局，死棋還是活棋，有時候就在自己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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