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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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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西班牙就是矛盾的。它基本上是經濟私有制,可是佛朗哥出於權力控制需要,規定工人無權罷工,工資由政府勞動部來規定,同時雇主也無權解雇工人。然而,西班牙開放的制度,使它的勞資關係面對國際競爭。從1960年到1973年,有一百五十萬西班牙工人前往西歐國家找工作。於是,西班牙工人從六十年代開始就和資本家展開集體談判,這也為工會組織的出現鋪平了道路。 去蒙特塞拉特修道院有火車,火車連接纜車,可以一直到修道院的大門口。我們是坐著朋友開的車去的。沿途路況很好,卻是一路盤繞上山。我們在離蒙特塞拉特很遠很遠的地方,就開始隨著蜿蜒的山路,從不同的角度觀賞這座奇特的山,一路向它走近。每一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離,感覺都不相同。這山峰是一大塊一大塊的巨石直立著,就像一群巨人站在那裡。那是西班牙人心中的聖徒們。遠遠看去,聖徒們是站在高高的山的頂端,只是一個山尖,而那種由遠而近的推進,使視角越來越大,我們開始仰望聖徒們。最後,當我們站在聖徒峰腳下的修道院前,再仰望巨大聳立著的聖徒山,才知道修士們為什麼如此謙卑。聖徒峰前,雲霧繚繞,似乎伸手可以觸摸藍天。轉身看山下,大平原上,星星點點,是變得微型的房子。山谷裡有一條河,九曲十八彎,不知從何而來,往何而去,水流不大,卻氣勢磅礴。 據說,西元九世紀,在這山頂的岩洞裡,發現了一個黑色聖母雕像,這裡就開始成為虔誠信徒們的朝拜地。那個時代,沒有公路、鐵路和纜車,朝聖者得吃很多苦,才到得了此地。幾百年後,這裡蓋起了一個修道院,修道院聞名於世的聖物就是「黑聖母像」。再以後,這裡有了主教堂。每天中午時分,鐘樓的鐘聲敲響,這是在召喚朝聖者和遊客們,主教堂每天為公眾舉行的彌撒要開始了。蒙特塞拉特的男童童聲唱詩班的水準聞名世界,慕名而來的旅遊者大多不肯放棄聆聽童聲聖樂的機會。 我們來到教堂門口廣場上的時候,教堂裡已經坐滿,廣場上還有很多人,人流還在往裡走,漸漸地站滿了走道。我們避開人流上了山,站到了峽谷對面,纜車沿峽谷上升。這時候,鐘聲響了。鐘聲衝撞著巨石峭壁,來回震盪,久久地在山谷裡迴響。一陣寂靜之後,在心裡,分明聽到聖歌在山谷裡清純地升起來。 蒙特塞拉特在西班牙天主教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是西班牙教會的中流砥柱,而巴賽隆納所在的加泰羅尼亞,在第二共和和內戰時期,是共和派的基地,反天主教的暴力特別猛烈。在我們經過的路旁石壁上,發現了一塊簡單的銘牌,悼念1936年至1939年內戰中的遇難者們。隨手拾起一朵花,綴在銘牌旁。 今日蒙特塞拉特,早已不是右翼意識形態的象徵。在佛朗哥死的前幾年,蒙特塞拉特甚至成為要求改革的左翼政治團體的據點。聽上去,這種變化有些不可思議,實際上,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一個宗教組織、一種思想、一個政黨、一種制度、一種社會形態等等,它都會在漫長的歷史中發生、發展和變化。可能,它的糟粕被時光的流水沖走,金沙留下來;可能,它沒有站得住腳的內涵,以致完全被時間銷蝕,蹤影不見;也可能,它在順應著變化,也在錘煉和改變自己,浴火重生。 歷經兩千年漫漫生存的天主教,剛剛在教皇保羅二世去世的時候,讓全世界人看到了它在現代社會奇跡般的魅力。兩千年,這個世界發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宗教信仰仍然能夠在如此眾多的現代人心中安然存在。認定這是信徒們愚蠢的人,很難說自己就是聰明的。 還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右翼濫殺俘虜的行為,就受到過一些教會的譴責。從政治層面來看,右翼勝利對教會的生存是有利的,但是對他們來說,殘酷行為違背了神的旨意。善的宗教精神沉澱下來,推動教會改革,是他們生存下來的理由。因此,當西班牙社會逐步向著開明、更符合人性的方向發展的時候,一個同樣在感悟上帝、在反省中進步的教會,站在支持社會進步的一面,本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他們理應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專制者的附庸。 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為起點,教廷開始改革,走向開明,表達了教會方面對貧窮人口的關切,開始能夠接受年輕一代神職人員參與社會活動。這和天主教悲憫、關懷貧困的精神是吻合的。梵蒂岡教廷從外部影響著西班牙教會,促使西班牙教會重精神追求而不是重世俗權力的支持。 一個過於長久的獨裁政府,假如不積極尋求轉變,那麼對立的極端派、地下活動、革命,等等,遲遲早早會重新冒出來。1971年,教會方面對一萬五千名神父(占西班牙神父的百分之八十五)進行問卷調查,得到最大支持的政治傾向是「社會主義」,而「工人運動」占第三位。可見,佛朗哥已經不能像四十年代那樣,能夠得到天主教會的無條件支持。 教會的政治反對派開始參與「非法活動」。根據法律,員警不能隨便進教堂搜查捕人,一些教會人士就利用教堂來進行政治活動。1978年,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在採訪中說,地下活動時,大部分會議是在教堂開的,得到教士的同意。有些神父的佈道,有著左翼的政治傾向。在加泰羅尼亞,主要民族主義政黨PDC,就是在這裡——在我們訪問過的聖地蒙特塞拉特的修道院裡,舉行秘密成立大會,這在以前是根本無法想像的。這表明了西班牙教會的一次轉變,也說明了西班牙教會仍然在深深地捲入政治,它還是沒有走到和政治分離的根本轉捩點。 社會不可能停滯不前。佛朗哥政權的建立使西班牙又站到一個新起點,仍然面臨如何前行的問題。維持了一段內戰後的「團結」景象以後,隨著時代演進,對西班牙社會應該如何相應進步,佛朗哥手下的大陣營也出現了明顯的分歧,形成不同派別。他們有些是守舊的,最守舊的是軍中將領;另外一些是傾向於改良的,比如技術官僚和天主教教會。佛朗哥的統治卻必須依靠所有這些派別,他的辦法就是在幾派之間平衡,不讓任何一派坐大。表面上,他在各派之上。隨著年歲增長,具體事務更多地讓下面的人管理。西班牙開始走向後佛朗哥時代。 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佛朗哥已經如此統治西班牙三十年。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在經濟上有了本質的變化,政治上仍然是和世界相對脫節,它的制度顯然落後於它的經濟發展。1968年是西方世界的多事之秋,左翼思潮再次風起雲湧,法國巴黎甚至出現了街壘,但卻沒西班牙什麼事,西班牙看上去很太平。可是在這個時候,西班牙顯然仍然是危險的。因為它的制度落後,就必然面臨變革,也就再次面臨難題:如何既推動演進,又不重蹈覆轍再走極端。1969年,佛朗哥做了兩個重大決定。 第一個決定是:1969年7月22日,佛朗哥正式宣佈胡安·卡洛斯為未來的西班牙國王。完善一個傳統的政治格局,是佛朗哥最早的政治諾言,假如說佛朗哥有什麼政治理想的話,這也可以算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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