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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九八」一代著名醫生和歷史學家馬拉尼翁(Gregorio Maranon)的結論是,十九世紀上半葉西班牙的失敗,全是那些開明派的持續的愚蠢造成的,這些人尋求開明進步,卻把西班牙弄得不再是西班牙。另一個著名評論家馬埃茲圖(Ramiro de Maeztu y Whitney)說:「我們選擇用變成不再是我們自己的方式來實現我們的夢想,兩百年來我們嘔心瀝血,就是想讓自己不再是我們自己,而不是用我們的全部力量堅持做我們自己。」

  「九八」一代最偉大的西班牙科學家卡哈爾的觀點正好相反。他認為西班牙最近幾百年是在進步。十六世紀發生在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是為西班牙打開了一個視窗。十八世紀發生在法國的啟蒙思潮,是為西班牙打開了另一個視窗,從此西班牙有了理性思維,有了科學的批判精神。西班牙的道路應該是放棄孤立,走向現代世界。

  這是世界潮流大變動時期,整個國家的自我認知在知識界的反映。這樣的討論在我們現在看來真是很不新鮮。它曾經發生在許多國家,今天依然在發生。這些國家無一例外都有過格外燦爛輝煌的昔日文明,卻又面臨時代轉折的不盡困惑。人們曾經埋怨「九八」一代脫離現實,批評他們對「他們的那個西班牙」幾乎沒有起到什麼實質作用。他們的作用是如此之滯後,不能力挽社會危亡之狂瀾。

  我想,這是一種宿命。每一個時代,大眾和知識群都是分化的。有不同的層次,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使命,或者說——宿命。他們是不可能互換的。正常的社會,就是這兩種人群各層次比例恰當的社會;反常的社會,就是他們比例失調的社會;失常的社會,就是一種傾向卷走了所有的人,失去平衡。假如當年的「九八」一代,也一個個如革命者般投身救世的行列,西班牙未見得能立地得救。從久遠的今天來看,西班牙文化如果失落了「九八」一代,就顯得更蒼白無力。而有了他們,西班牙心智後來的復蘇,就有了依據。

  「九八」一代是屬於未來西班牙的。使他們能夠生存的,是西班牙特定的一個社會層面。他們命中註定和底層脫節。

  就在這「九八」一代的同一時代,大量西班牙人為了謀生而移民南美,昔日他們是那裡的主人,今日他們去那裡找一個飯碗,這股移民潮甚至持續了將近一百年。這是西班牙的一個側影。

  西班牙「近代轉折」半生不熟,就被逼到下一個「現代轉折」的路口。一個急轉彎沒有穩住,就接下一個急轉彎。

  對現實的西班牙真正產生影響的,必然是非常入世的政治思想,也是更入世、「更有關懷」的那一大批人。西班牙的現代化是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就開始了。法國啟蒙的浪頭剛剛滾過,其後的戰亂、改革、暴動的交替還沒有過去,新一波的現代政治思潮,包括最激進的那一波,已經不失時機地湧進西班牙。怎麼可能不進來?在一片混沌中沉浮的人們,急急舞動雙手,希望順手摸到一根救命稻草。而激進思想家們,不可能在一片富庶平和的土地上找到知音,他們關注的總是貧瘠焦灼的地區。

  從拿破崙離開、西班牙向激進的兩極分裂之後,兩邊在信仰和心理上就不是均衡的。

  保守的一方,始終有宗教信仰,而另一方沒有一個類似信仰的東西。如今現代思想提供了這樣的信仰。比起一百年前的法國啟蒙運動,此刻人們交流的能力大大增強了。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之父,是從德國的卡爾·馬克思那裡直接得到的指示,只是經過西班牙式的改造,變成了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

  假如說,西班牙的近代轉折佐以拿破崙的輸出革命,那麼在二十世紀之初,俄國革命之風吹來,此後更有世界經濟大蕭條的逼迫。西班牙已經有自己的激進左翼,是自己要革命了。在西班牙的大城市裡,激進左翼本身又分裂為兩大極端,社會主義信仰和無政府主義信仰,兩種信仰水火不容。前者是國家要包管一切;後者是個人至上,一切政府皆為罪惡。而他們又都把保守派認作死敵。

  在更多閱讀西班牙現代歷史之後,回頭再看高迪,感覺必有很大不同。

  在高迪設計公寓的時候,也沒有一張安靜的書桌。窗外,無政府主義在巴賽隆納起義了,要廢除私有財產,燒毀私有財產登記簿,逼迫修女做母親,暴力血腥不斷,史稱「悲慘一周」。最後自然也是暴力鎮壓。事後,起事的領頭人被槍斃,那竟是個任現代學院院長的文化人。此事引起全球無政府主義者的強烈抗議。這是西班牙左右兩極衝突的最典型模式。作為工業中心的巴賽隆納,罷工、起義時起時落。

  世界在飛速走近,高迪窗外的天空開始出現飛機,1911年巴黎和馬德里已經有了飛行比賽。高迪在報紙上讀到,在摩洛哥,西班牙和摩爾人的恩怨情仇未盡。一個年輕的西班牙中尉佛朗哥的名字開始被大家知道,在摩洛哥的北非殖民地,他率領的摩爾人雇傭軍團作戰英勇,常常轉敗為勝。很快,摩洛哥的戰事已經退為次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好在,政府宣佈西班牙將嚴守中立。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作出紅十字會的人道姿態,在王宮中接受戰俘和傷患,為人們在戰爭期間轉交信件包裹,並呼籲交戰各國停戰一日,救護傷患。

  大概只有置身事外的時候,人道主義才容易維持。在歷史記載中,阿方索十三算是一個溫和的人。可是,在宣揚實行人道主義的同時,他要對付自己的摩洛哥殖民地反抗,要面對如何平息國內的罷工暴動。已經在摩洛哥升為上校的佛朗哥,被調來鎮壓工人們罷工,又趕回去和摩洛哥人打仗,對天生是個軍人的佛朗哥來說,他把這些任務一律看作是戰爭。歷史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人稱之為殘酷鎮壓,有人稱之為有效恢復秩序。那是十九世紀許多國家的政府採用的普遍方式,就像暴動是民眾表達自己的普遍方式。它肯定是悲劇,可悲劇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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