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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一方面,法國人五年的君主立憲的統治,是拿破崙時期的法國體制的延伸。五年下來,異族迫使西班牙完成的制度變革,幾乎成了習慣事實。另一方面,在體制改革上,法國人也小看了西班牙人的智慧。本來,西班牙的體制改革也已經走得很遠。法國人統治期間,始終有一個流亡政府,它的核心已經不是國王,而是由議會選出的內閣。那些西班牙智者們一邊在和法國人作戰,一邊卻冷靜地看到,所謂「法國化」的內核,是體制「近代化」的必然。所以,一邊和法國人打得你死我活,一邊卻在戰爭中召集議會,一批西班牙的法學家制定了西班牙人自己的第一部憲法:一八一二年憲法。

  這也是一部君主立憲的憲法,在確認世襲君位的同時,保障公民私有財產,有間接普選制和保障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的條款。有的歷史學家甚至認為,這是當時歐洲最進步的一部憲法。可是,憲法對於宗教的條款,又是保守的。它沒有宗教自由,而是確立了天主教為國教。但是,它規定撤銷宗教法庭,沒收宗教法庭的財產。

  因此,也有歷史學家認為,這部進步和保守相交的憲法,是日後西班牙兩極分裂的起因。而事實上,我想它只是反映了西班牙的「現狀」。要知道,那時天主教士和教徒們正在反侵略的戰場上充當主力呢。

  事實上,法國人伴隨侵略和種族蔑視一起推行的改革,是一種極端,它使得西班牙人一提起「法國化」就感到厭惡。法國人在粗暴反宗教的同時,又在西班牙戰場上表現出來的殘酷和邪惡,才使得西班牙本來溫和的保守派中,推出極端的一支,而且擁有大批追隨者。當時居住在西班牙的法國人發現,這場戰爭逼出的西班牙人的愛國熱情是宗教性的,並且是「古代」的。這也使得保守的極端派有了一種歷史幻覺,認為維持「古代」,是可能的。

  非常不幸的是,在觀點分歧的雙方中,只要有一支出現極端派,另一支必定也會分裂出他們的極端派。而通常的規律是,兩邊的溫和派都不可能掌控局面,大幅震盪必然是在兩個極端之間展開,不走到絕路不會回頭。更糟的是,西班牙人在整整五年的法西戰爭中已經習慣了殘酷。

  法國人被趕走了,可是接下來的西班牙故事,是法國故事慢一拍的翻版。改革過程中走極端的刺激,引出了國內的反彈和左右極端的震盪。在法國,極端保守派的反彈,來自法國大革命對舊有傳統的極端藐視。西班牙的類似反彈,卻來自一場法國革命軍的侵略。在這裡,愛國主義、民族自尊和宗教熱情疊加,響應的人數更多、更熱烈。

  因此,法國人一走,西班牙內戰就已經拉開序幕。

  十九世紀的法國,就是在共和、稱帝、公社、復辟之間不停地倒來倒去,街巷鏖戰不止。而西班牙呢,也幾乎循著同樣的節奏,從法國人離開到1870年伊莎貝爾二世退位的五十幾年裡,「換了三代王朝,發生了五次武裝暴動,制定過五部憲法並更換過十屆內閣」。極端保守和極端革命派輪換著鎮壓對方。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國的復辟時期,法國的復辟王朝竟然擔心西班牙的革命派倒過來影響法國,因此再次出兵西班牙。這次,法軍是援助西班牙的保守派,受到西班牙人的熱烈歡迎。以前的西班牙「親法派」,卻在法軍追擊下狼狽逃竄。

  和法國在國內戰爭中表現的殘酷一樣,西班牙人把在法西戰爭中釋放的獸性,毫不收斂地就用在內鬥內戰中。極端保守的君王,抓住革命黨殘酷處死。「進步分子」得勢,也就燒毀修道院、屠殺修士,行刑隊槍聲不斷。在這樣的情況下,溫和派自然都不可能長久。只要是有一點頭腦都不難看出,大的社會變革中,最理想的模式是雙方的溫和派的結合。可是,最後總是事與願違。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歲月,歐洲逐漸工業化。不知不覺中,二十世紀悄然來到。西班牙卻在荒唐的混亂中虛擲時光。乾旱的田野裡,大莊園主和農民的關係還沒有解決,城市中工業帶來的勞資問題已經接上。迷人的古代,動亂的近代,在不可阻擋地遠去,對西班牙來說,它的標誌就是殖民地在紛紛獨立。西班牙還沉浸在一百年前的迷夢中,遙望美洲,總覺得「海上無敵」,似霸主餘威尚在,而美國,一定還只是個鄉巴佬的國家。

  可是,一場發生在古巴的美西戰爭,使得西班牙徹底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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