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個夢想(78)_林達

七八

　　在這兩個案子裡，唯一可以有探討餘地的是培尼案的司法歸屬。由於培尼是一個受訓中的美國聯邦軍隊的軍人，他的被害使得聯邦司法部的插手比較順理成章，如果是現在，這個案子大概是會在聯邦法庭裡審理的。但是，那個時候1964年的民權法還剛剛通過，這個民權法是破天荒地以聯邦法的權威來覆蓋原來由各州自己作主的事務，南方的保守民眾從那時起就一直在指責聯邦政府「入侵」各州，而聯邦政府則極力並且相當勉強地要向南方說明，各州仍然保留著自己的主權。在這種情況下，聯邦司法部擔心司法權歸屬問題如不小心處理，反而可能弄巧成拙，造成憲法危機，反過來還可能不利於民權法的實行，因為這一類謀殺案歷來就是各州自己管的。因此這時的聯邦司法部表現得十分謹慎。在將嫌犯逮捕以後第九天，聯邦司法部就宣佈這個案子仍由佐治亞州的司法部在當地法庭起訴審理。

　　可是，正如聯邦司法部所擔心的，在當時的極端南方，這樣兩個案子幾乎是無法做到公平審理的。

　　我們先來看密西西比州三個大學生被害事件，作為一個刑事謀殺案尋求起訴的過程。這個案子的起訴顯然有它先天不足的地方。當時聯邦調查局對於案情的掌握主要依靠後來個別涉案嫌犯的供詞。因此，這個案子缺乏直接物證。由於密西西比州包括州長在內的高層官員對黑人民權運動的敵視態度，更由於在涉案的主嫌犯中有兩個地方治安警官，聯邦調查局對於密西西比州的司法部是否會誠心誠意地起訴罪犯根本不敢抱信任和樂觀態度，而聯邦調查局的主要證據來自於線民的交代，鑒於當地的狀況，聯邦調查局又不敢在案子還沒有上法庭時，就把線民給洩漏出去。

　　由於謀殺罪要由州司法部起訴，密西西比州司法部對聯邦調查局說，要起訴先要有證據。假如你們不把證據交給我們，單憑我們自己手裡掌握的證據，這個案子根本無法成立。於是州長宣佈，「我告訴聯邦調查局了，我們手裡根本沒有什麼有力證據。除非我們手裡有了站得住的證據，否則不能逮捕他們。」密西西比州根本就拒絕逮捕嫌犯。

　　一直到現在，黑人民權組織還在為此責備聯邦調查局。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聯邦調查局確實無法信任密西西比州的官員們，而輕率地把自己手中的證人證詞交出去。

　　這樣，由於聯邦調查局的官員不敢和密西西比州司法部合作，這起謀殺案就始終沒有以謀殺的罪名被成功起訴過。當然也就更談不上謀殺罪的審理了。

　　那麼，發生在佐治亞州的培尼被害案的謀殺罪起訴審理過程又是怎樣的呢？該案的案發地佐治亞州的麥迪森縣，涉案的嫌犯也是麥迪森人，所以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就在麥迪森縣法院所在的小鎮上。這個至今仍十分安靜的小鎮當時只有363個居民。法院就座落在小鎮中心的廣場上，這幢造型古樸的法院紅色建築物至今依然是這個小鎮的一個地標。它的前面有一個小小的雕像，是這個小鎮歷史上出現的唯一一個稍有名氣的人物，那是一個醫生。8月15日，聯邦調查局就把長達1360頁的案情簡報轉交給了州長特地指定的州檢察官。聯邦調查局答應派出專門人員全程協助起訴。

　　這個案子的起訴過程似乎相當順利，因為證據相當充分。1964年8月25日，由當地居民中組成的大陪審團在聽取了證據以後，同意起訴嫌犯。

　　培尼被殺的案子就在離我們家只有3英里的這個法院裡進行，12名陪審團成員全部是本地的白人。為嫌犯辯護的是雅典市最出色的刑事辯護律師赫德森和另一個律師，曾經參與起訴日本戰犯的前任司法部官員達西。

　　應該說，就純粹技術性的法庭較量而言，辯護律師出色地利用了佐治亞州的法律，而州檢察官卻顯得經驗不夠老到。但是，我已經提到過，這起謀殺案證據是充分的。

　　但是，聯邦司法部的擔心決不是沒有道理的。法庭的氛圍使人一下子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這樣的地方會發生如此荒唐的謀殺案。在這個法庭裡，居然還實行黑白分隔。當被害人培尼的黑人戰友一身軍服出庭作證時，那些陪審員表現出明顯的不滿，「黑人居然也穿上美國軍人的服裝跑到這兒來了」。

　　在結辯時，被告律師達西長篇大論地攻擊白宮和聯邦司法部「越權濫法」，入侵南方，派出一群聯邦探員，騷擾「我們的麥迪森家園」，干涉純粹地方的事務。他漲紅著臉說，「永遠也不要讓人說我們麥迪森縣的陪審團把電椅變成祭壇來滿足這些嚷嚷著的壞蛋」。在一場結辯中，他五次提醒陪審員們，「你們是盎格魯薩克遜陪審團」，即你們是白人的陪審團。事實上，從當地民眾中產生的這十二個陪審員至少有三分之二不是KKK的成員就是KKK的同情者。

　　9月4日，陪審團只用了三個小時的討論，就宣佈被告無罪開釋！由12個佐治亞州的公民組成的陪審團就這樣容忍和默許了對一個美國軍人的謀殺。假如說，密西西比州對兇手起訴的失敗，是由於聯邦調查局不敢貿然公開證人，給州司法部有了一個口實的話，那麼，在這個佐治亞小鎮上發生的一幕，歷史對它的評判幾乎都認定是陪審員罔視證據，在種族偏見以及對外部世界的強烈抵觸情緒下，強行開釋罪犯。

　　這是美國司法史上最暗淡無光的時刻。

　　我的故事講到這裡，我們終於觸及了美國南方在南北戰爭之前的奴隸制，以及自南北戰爭以來整整一百年的種族隔離，種族迫害和種族歧視的不光彩歷史在制度上的一個癥結，那就是：民主制度所推崇和認可的多數人的統治，假如沒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假如人道主義得不到高揚，假如不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同時，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那麼，民主大樹上所生長的，往往只能是「多數人的暴政」這樣的畸形惡果。我剛才和你談到的美國南方在歷史上發生的民眾私刑，就是一例。

　　「多數人的暴政」對於你我也都並不陌生。從希特勒手下一呼百應，把顯然是少數的猶太人送上滅絕之路的廣大亞里安德國民眾，到「文化革命」中，極其普遍的，幾乎成為生活日常景觀的民眾私刑。甚至在習慣了以「平民憤」為「殺之依據」的時候，人們能夠熙熙攘攘，喜氣洋洋地擠在被送上革命祭壇的死囚犯的遊街車前圍觀，心安理得地享受著自己「大民主」的權利。

　　在我們回顧美國歷史的時候，假如我們說，僅僅因為這個國家在建國時，不同尋常地建立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人道主義理念，這塊土地就因此只居住著純潔的天使，就因此可以避免獸性與人性的掙扎和較量，這就只是在講一個天方夜譚的故事，假如真是這樣，美國的歷史經驗對於人類就是毫無意義的了。從我以前的信中，你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歷史的整個過程，就是它的人道主義精神如何克服這塊土地上的殘存獸性的過程。

　　美國極端南方的民眾私刑，就是在實質是「多數人暴政」的「民主」藉口下發生的。儘管當時美國南方的私刑，只在偶發的民眾暴亂中發生，並不是一個混亂的社會常態。據記載，從1889年到1941年的五十二年裡，美國南方發生了3811起民眾私刑處死黑人的事件。相當於幾個極端南方州，每州每月有一名黑人在民眾私刑中遇害身亡。就是我們所居住的培尼案發生的麥迪森縣，據我們的鄰居傑米回憶，這個縣的最後一次民眾私刑發生在三十年代。也就是說，這並不是一個時時處處在發生的尋常事件。

　　但是，只要這樣一個針對弱勢群體的民眾私刑在當地的民眾中被默許，那麼，它所造成的恐懼依然是無限的。著名黑人歌手羅伯特·詹森有幾首很有名的憂傷歌曲，就表達了南方黑人對於這種私刑的恐懼和冤屈。對於黑人來說，黃昏時分南方小鎮的十字路口，突然身處一群白人暴民的包圍之中，再也沒有比這更令人恐懼的了。他在「十字路口」這首歌中唱道：

　　「我來到十字路口，雙膝跪下。
　　我來到十字路口，雙膝跪下。
　　我乞求上蒼，救救可憐的鮑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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