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個夢想(69)_林達

六九

　　喬治·沃利斯來自一個社會底層的家庭，他從小在底層長大，他深知他的阿拉巴馬的底層鄉親們是一些什麼樣的觀念。應該說，和南卡羅萊納的州長赫林相比，喬治·沃利斯也許沒有這麼深遠的歷史眼光，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和赫林州長一樣，在認識上高於他的選民。於是，在當時極為保守的阿拉巴馬選民面前，他面臨一個簡單的選擇。要麼「順從民意」得到他所追求的州長寶座，要麼他放棄他的仕途追求。因為，另外一個可能似乎根本不現實，就是他一時半會兒的確實無力改變他的選民。喬治·沃利斯選擇了前者。他開始在所有的公開場合成為一個堅定的種族隔離政策的宣揚者，於是，他順利當選。

　　這樣一個經歷鼓勵了這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他從此全身心地「進入角色」，自詡為南方的代言人。於是，喬治·沃利斯和密西西比州的本內特州長一樣，成為一個堅守種族隔離政策的州長。因此，阿拉巴馬州大學的種族合併也演變成了一件轟動全國的事件。喬治·沃利斯也把自己將要站在校門口擋住前來報到的黑人學生，作為在選民們面前的一個政治表態。

　　這個態度一經宣佈，阿拉巴馬州的局勢立即就使白宮變得緊張起來。因為，不僅密西西比的流血事件人們還記憶猶新，同時，在阿拉巴馬的蒙哥馬利市的罷乘運動黑人獲勝之後，蒙哥馬利市也發生過一些對於公共汽車的襲擊事件。你一定已經發現，在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馬這樣的州裡，這種狀況幾乎是在一個惡性循環的民主怪圈裡。就是什麼樣的選民塑造了什麼樣的州長，而如此一個州長又引導了這樣的一群選民。

　　阿拉巴馬大學的種族合校，已經是在1963年6月。就象密西西比大學的第一名黑人學生一樣，阿拉巴馬大學的最初兩名黑人學生的入學也驚動了法院。事實上，當聯邦法官對阿拉巴馬大學作出指示，要求學校必須接受兩名符合招生條件的黑人學生入學的時候，學校官員立即表示服從裁決。要對抗的只是州長喬治·沃利斯。在這種情況下，假如他真要實踐諾言，站在學校入口，阻止種族合校，這已經是妨礙司法的行為。聯邦政府的行政分支也就面臨著一場危機。因為，在南北戰爭之後，誰也不願意採取一種可能導致一場暴力衝突的做法。

　　當時的甘迺迪總統和他的弟弟，聯邦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在處理這些危機的時候，確實在竭力避免「硬碰硬」。他們即不希望強行將喬治·沃利斯州長從大學校門口拖開，又不希望看到最終喬治·沃利斯真的由於阻擋黑人學生入學，因而以「妨礙司法罪」被抓到牢裡去。這就象有些南方的官員並不希望馬丁·路德·金坐牢的道理是一樣的。因為這麼一來，反而就「成全」他了。當時喬治·沃利斯的頑固態度，已經使他成為該州底層白人民眾的英雄。如果他真的因此坐牢，幾乎就要「昇華」為一個「殉難者」了。這樣的效果，顯然對於和平地解決這個危機，將會更為不利。

　　為了避免密西西比大學的流血事件重演，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試圖安排和喬治·沃利斯面談，尋找解決這個危機的途徑。他們都是民主黨的，不過政黨在解決這樣的政治危機時，實際上起不了什麼作用。一開始，州長喬治·沃利斯搭足了架子，一直表示沒空。他是一州之長，是他的選民們選出來的，又不是聯邦政府給的官。他們之間沒有任何上下級的關係。因此，司法部長也只能協商安排與他的見面，而不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會面。喬治·沃利斯要是死活不見，聯邦司法部長是毫無辦法的。最終，這次見面的安排，還是通過一個阿拉巴馬的中間人的穿針引線，才被喬治·沃利斯勉勉強強接受下來。

　　見面安排在阿拉巴馬，由聯邦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在1963年6月26日飛往蒙哥馬利市，前往阿拉巴馬州長辦公室。他在事後對他的好友談到，這真是他一生中最怪誕和沮喪的對話之一。他只覺得，他和喬治·沃利斯是完全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在他抵達之前，阿拉巴馬州長喬治·沃利斯還特地關照下面的人，把州議會大樓前地上的一個五角星標記，用花環蓋起來，以防被羅伯特·甘迺迪踩到。因為這是當年南北戰爭之前，南方邦聯總統大衛斯宣誓就職的地方。可不能讓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這個北方佬給「褻瀆」了。

　　這名南方州長和來自華盛頓的聯邦司法部長的對話，幾乎是重演了一百年前南方和北方的那場爭執。喬治·沃利斯所振振有辭地與羅伯特·甘迺迪抗爭的，就是南方一百年來所沒有能夠咽下去的那口氣，那就是：聯邦政府無權侵犯州的權利。

　　在談話的一開始，喬治·沃利斯就要求錄音，他說要把這次對話「留給子孫後代」。對於他來說，也許胸中正激蕩著為一百年前的南方委屈「伸張正義」的「豪氣」。作為南方堅守種族隔離的最後堡壘，他有著一種南北戰爭戰敗前的「悲壯感」。他覺得自己在代表南方民眾，說出他們被北方侵犯了的權利。他站在一個歷史的重要交叉點上，他要他和北方對陣的這次談話成為一個歷史記錄。這個時候，我相信他確實認為，真理在他的手中。

　　羅伯特·甘迺迪卻沒有這樣一種鬥志旺盛的精神狀態。他和喬治·沃利斯之間的這種精神狀態的差異，實在也是反映他們在對於這個事件的理解上的遙遠距離。他無可奈何地看著進入「南方英雄」的亢奮狀態的州長，笑笑說，大概沒人會有興趣聽這個錄音。喬治·沃利斯立即回答說，但願你是對的，可我卻對此表示懷疑。

　　寒暄之後，羅伯特·甘迺迪立即切入主題。他完全明白這位南方州長的精神是吊在州的權利這個論點上，可是，危機當前，他不想騰雲駕霧地對此展開理論性的大論戰。他謹慎地表示，他也希望整個問題的解決是控制在地方一級的範圍內，沒有來自外部的干預。言下之意，聯邦也無意干涉州的權利。但是，他希望對方能夠理解，作為聯邦司法部長，他有著超越「隔離還是合併」這些具體爭論的法定職責。

　　就是說，羅伯特·甘迺迪希望喬治·沃利斯能夠理解，在聯邦法院對兩名黑人學生入學已經作出判決之後，他作為一個聯邦政府行政分支的執法官員，僅僅是想履行職責，使得法院的命令能夠得到執行。因此，他並不是來討論這個判決本身與喬治·沃利斯所代表的南方觀點之間的孰是孰非，因為這不是他的職權範圍。他更無意帶著「北軍」前來侵犯「州的權利」。作為南北雙方公認的制度中的一個執法官員，他只是希望喬治·沃利斯繼續認同這個制度的遊戲規則，也就是說，遵從美國常識，不論是非如何，先服從和執行法官的判決。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敗訴一方可以繼續自己今後的司法挑戰。為了達成諒解，羅伯特·甘迺迪甚至提到，「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也同樣會這樣做的。」

　　喬治·沃利斯還是重複他的觀點，他認為一旦種族合校，阿拉巴馬將「州無寧日」。司法部長奇怪地問他，州長是否真的覺得一個黑人學生去上學就有那麼「可怕」。喬治·沃利斯回答說，可怕的是聯邦法院和中央政府居然「重書法律」，並且把它「強加在不情願的民眾頭上」。他並不認為種族合校是件好事，這事起碼是應該推遲執行。州長宣稱，根據他的判斷，推遲到他這輩人過去都不算長，至少種族合校「鐵定不應該是現在」。

　　羅伯特·甘迺迪再次試圖把這位州長拉回一個簡單的服從法律的議題上。他再次重申，他們現在討論的焦點，並不是「分離」還是「合併」，他們所爭執的關鍵是：到底是否執行法庭判決。如果連州長這樣地位的人，都可以拒不服從法律，那麼以此類推，任何人只要不喜歡某條法律，或者認為該條法律對自己不利，就都可以拒不服從了。如果這樣的哲學被認可，整個美國將不知要混亂成什麼樣子了。

　　司法部長顯然是要提醒喬治·沃利斯對於這個制度的認同。可是，提到混亂，正中了這位南方州長的意。他得意地指出南方和阿拉巴馬州這樣的地方，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實行了種族融合的北方，問題一大堆，無法擁有南方這樣的秩序。當司法部長承認北方存在種族矛盾，存在許多問題的時候，喬治·沃利斯驕傲地打斷他說，我們這兒就沒有這樣的問題。我們這裡安全，安定。不論在阿拉巴馬的哪個大城市，不論是白人區還是黑人區，夜晚你都可以在那裡散步。可你們的北方城市就做不到。

　　司法部長發現自己處於辯論的不利地位，原因很簡單，在一定的程度上，社會的安定與秩序和個人的平等與自由是互為代價的。要說安定和秩序，南方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城鎮堪稱安定的典範。而取消種族隔離以後的北方大城市，種族差別和種族矛盾不會一夜之間消失，安定和秩序確實受到很大影響。

　　司法部長趕緊把話題拉回他此行的目的，要求州長服從法律，即服從最高法院已經作出的裁決。他們雖然一個是聯邦司法部長，一個是阿拉巴馬州的州長，但是都屬各自的行政分支，對於這一點應該是有共識的：服從和執行法庭的裁決是行政分支的責任。司法部長說，美國總統所最不願意做的就是不得不動用國民兵來處理這一類的法律事務，我們希望還是由州一級地方上來處理，象南卡羅萊納州一樣。

　　喬治·沃利斯一聽就跳起來了，他說，我作為州長，決不會讓州法庭下令種族合併。阿拉巴馬不是南卡羅萊納。我相信他們有他們的理由不作出更多的合法反抗。我們這個州決不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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