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個夢想(52)_林達

五二

　　沒有人能夠否認這樣一個事實：曾經有無數聯邦軍隊的士兵，把自己的鮮血抛灑在「解放奴隸」的自由旗幟之下；也沒有人能夠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在南北戰爭之前，南方依然存在非人道的奴隸制。結果，正如林肯總統所預見的，隨著歷史的進步，也隨著人們對於超越種族屬性的普遍人性的認識越來越清楚，當年「解放奴隸，為自由而戰」的道德訴求的份量，也就越來越重。任何一個政治訴求，哪怕有天大的理由，也會在這樣的人道訴求面前黯然失色。也正如林肯總統所預見的，在以「平等自由」的人道原則建立起來的美國，只有在「解放奴隸，為自由而戰」的人道目標之下，人們才可能在長久的歲月裡，認可如此眾多的年輕生命的奉獻。因此，在美國，人們也普遍接受了林肯總統在他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中，對於南北戰爭的解釋。而且，就連林肯自己都承認過的武力解放奴隸在這個國家的非法性，都被北方民眾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南方在戰後的繼續辯解，也顯得十分蒼白。

　　在美國，這場戰爭不可能有真正的勝利者。因為戰爭尚未結束，對於戰爭傷痛的人道關懷已經逐漸壓倒了一切。在南北戰爭最大的一個戰役，葛提斯堡的昔日戰場上，保留著一個紀念館。你在裡面找不到對於勝利者英雄式的歌頌，也找不到對「敵人」，「叛亂者」的輕辱。你能夠看到的只是對於戰爭悲劇性的平和與客觀的陳述。

　　在這個紀念館裡，有戰役進程的客觀描述，但是沒有對某一方特意採用高昂的褒揚用詞，也沒有對另一方採用輕蔑的貶抑用詞。紀念館裡有一百多年來的葛提斯堡戰役紀念活動的照片，人們在這些照片裡，看到雙方將士都已經漸漸地垂垂老矣，相互伸出手來，重新握在一起。

　　我在這裡原樣照錄一些簡單的陳列說明。因為我想你也許可以從這些平靜敘述中，體會到美國人對於這場戰爭的感覺。

　　「威斯理和威廉·科爾普是在葛提斯堡長大的兩兄弟，分別之後，都參加了軍隊。最後在戰場上相遇--一個為「邦聯」，另一個為聯邦。1863年6月，威廉·科爾普所在的屬於弗吉尼亞州溫徹斯特聯邦軍的賓夕法尼亞民兵87團F連，與他的兄弟威斯理所在的屬於「邦聯」軍的佛吉尼亞第二民兵步兵團B連，發生對戰。幾天後，威斯理的軍團調到他的家鄉參與戰鬥。6月3日他在進攻科爾普小丘時陣亡，那是他童年時玩耍的地方。威斯理的家人聽到他的死訊後去戰場尋找。他們發現了刻著他名字的槍托，可是，他的屍體始終沒有被找到，沒有被確認。」在這段說明下面，是威廉和威斯理·科爾普兄弟兩人的照片，和威斯理陣亡的科爾普小丘。

　　另一個陳列說明是這樣的：「當地流傳另一個有關威斯理·科爾普和傑妮·威德的故事。溫徹斯特戰役後，威斯理遇到一個年輕的聯邦軍傷兵，下士詹森·（傑克）斯凱雷。威斯理認出那是他在葛提斯堡的童年好友。他上去交談，傑克交給他一封信，請他在路過時交給他的戀人傑妮·威德。幾天後，威斯理參加了葛提斯堡戰役，在第一天戰鬥停火後，他去探望住在葛提斯堡的姐姐，並且提到他有一封傑克·斯凱雷的信要轉交傑妮·威德。他姐姐說可以替他送信，可他還是想以後親自把信送去。6月3日，威斯理陣亡時還揣著這封信。同一天，傑妮·威德誤中流彈而死。6月12日，傑克·斯凱雷死於他的創傷。」

　　在這個紀念館裡，還有一張幾個孩子的照片，旁邊的陳列說明是這樣的，「葛提斯堡戰役結束後，發現在一個無名聯邦軍隊戰士的手裡，捏著這張照片。幾天以後，拿著這張照片的葛提斯堡居民，把這件事告訴了費城的傑·弗蘭西斯·波恩博士。波恩博士要了這張照片，複製後在北方的各種報紙刊登啟事，尋求協助確認孩子的父親是誰。這個故事和照片一起出現在許多報刊雜誌上，打動了很多北方人的心。求認的啟事也有了回應。陣亡士兵身份被他的妻子確認，他是154紐約民兵團C連的阿莫斯·哈密斯登上士。波恩博士來到紐約的波特維爾，將照片原件送還了哈密斯登夫人。這一事件觸發了為哈密斯登的孩子和其他聯邦軍人遺孤的募款運動。這一募款運動擴展到出售哈密斯登的孩子的複製照片，以及出售有關這個故事的詩歌和音樂作品。在這筆基金的支持下，1866年建立了葛提斯堡孤兒之家。哈密斯登夫人成為那裡的工作人員，並且和她的孩子們一起搬進了這個孤兒之家。」

　　在這個紀念館裡，還有一些當年士兵站立的照片，照片被放大到真人那麼大。一排排站立在幽暗的展廳裡。燈光投射在戰士們嚴峻的臉上，他們的眼睛凝視著你，使你無法忽略這些逝去的，和你一樣的生命。他們就是葛提斯堡的靈魂，也是這場戰爭的靈魂，這個紀念館使所有的參觀者，一想起這場戰爭，首先想到的就是這些年輕的生命，以及與這些生命所相連的，被戰爭毀滅的一個個幸福和感情。它時時在提醒你，這些士兵也是父母心愛的孩子，孩子們依戀的父親，女孩們夢中的戀人，他們被毀於一旦，不論他們是南軍，還是北軍。甚至他們就是被毀滅在自己兄弟的手裡。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可稱為是一個「悲劇」呢？在這樣的悲劇面前，還有什麼戰功和勝利是值得誇耀的呢？

　　這就是南北戰爭從一結束起就形成的，對這場戰爭評論的基調。我們曾經和一位來自中國的朋友聊起美國人這種戰爭態度。他覺得很奇怪，總是問為什麼會是這樣的。我覺得，我能夠回答的就是，這是自然形成的。因為這是符合他們一貫的邏輯的，既是源於他們的宗教傳統，也基於這裡的人們尊重個人，尊重生命的一貫態度。

　　美國的制度不容許政府限制人民思想感情的表達。因此，不論南方還是北方，人們可以自己籌款，建立各種對於南北戰爭的紀念碑和博物館。這樣的紀念碑和博物館在美國遍地都是。沒有人能夠對紀念碑用詞橫加干涉，也沒有人能對博物館主題「定調子」。在北方，你在讀紀念碑的時候，可以看到他們提到這場戰爭的時候，用的是「國內戰爭」這樣的用詞，有時也會提到聯邦。然而在南方，紀念碑上稱呼這場戰爭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因為當時已經有了獨立的南方「邦聯」了。

　　可是，不論是南方還是北方，它們的紀念碑和博物館的基調，都不約而同地是對於逝去生命的感懷，在這塊土地上，這是自然的。看到這些與我們一向習慣了的軍事博物館風格大相徑庭的氣氛，我們也只能這樣想，在我們的出發點裡，就有一些東西是不同的。而不同國家的孩子們也就在不同的氣氛下，受到薰陶和漸漸長大。長大以後，他們相遇時，又會感到陌生和驚訝。

　　林肯總統的整個心態，也始終沒有離開這樣一種沉重的悲劇感。不管一百多年前的林肯總統有怎樣的歷史局限，在整個過程中作了些什麼決策，然而，在一百多年前，也許只能是這樣的結果。而在我看來，林肯總統的偉大之處，是在於他對於這場戰爭悲劇的歷史性認識，以及他真誠地把自己在戰爭問題上的醒悟，融入了自己對戰後問題的決策中。

　　雖然，基於美國的制度約束，林肯總統很難做到，象其它一些國家的領袖人物通常所做的，站在勝利者的優越地位上，在戰後以壓倒性優勢，在排山倒海的輿論宣傳配合下，把南方「叛亂者」們從上到下作一番徹底清算。比如說，鎮壓為首者，清理叛亂參與者，以戰爭罪，叛亂罪，刑事罪等等，處理一大批南方的「後患」。並且在輿論上頌揚北方的平叛的功績，把南方定在一個罪惡滔天的位置上，永世不得翻身。林肯總統不能任意這樣做，不過，林肯總統本人對於戰後南方問題的態度，還是很重要的。

　　林肯總統幾乎被暗殺在戰爭結束的同時，然而在戰爭形勢明朗，勝負已經基本定局的時候，對於如何處理戰後的南方問題，他是堅決的溫和派。雖然由於他的被暗殺，聯邦對於南方的處理，有過一些反復。可是林肯總統生前的這個態度，對戰後的南方和戰後的美國如何走向，還是有很大影響。

　　戰後的南方，已是滿目瘡痍。我以前跟你說起過，戰爭是有它自己的規律的，戰爭機器一旦滾動起來，它的殘酷性本身，就會導致許多無法控制的局面。即使是現代戰爭都是如此，更不要說是一百多年前的，雙方基本上都是以臨時招募的民兵，打出來的這麼一場戰爭了。就象中國的說法，兵者，兇器也。美國人說，戰爭是骯髒的東西。前面說過，由於美國的制度，對於一場戰爭的回顧，發掘和表達，你不可能是由一個人或是一些人定下什麼調子，然後照樣本宣傳。戰爭中曾經發生過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寫下來，並且出版。在美國，有關南北戰爭的書，已經多到了如果你什麼事情都不幹，花一生的時間去讀，都不可能讀完了。而且，還在繼續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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