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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可是,林肯總統領悟到,不論維護聯邦統一的政治目標對於一個總統來說,是多麼地理由充足,義正詞嚴,在美國這樣一個國家,他都沒有理由為此打一場歷時四年,吞噬六十萬生命的殘酷戰爭。更何況,州與聯邦的關係,自由分離的權利和聯邦統一的永久性,這些引發戰爭的焦點還是一個可以爭執沒有定論的政治學命題。如果再堅守這個「統一」的政治目標,那麼,也許這個政治訴求可以光彩地堅守到戰爭結束,甚至更長的時間,但是,在一個以人性和人道為原則建立起來的國家,無論林肯總統建立多麼雄偉的一座紀念碑,都無法平息這六十萬靈魂在地下的呻吟。他意識到,即使他打勝了這場基於政治訴求的戰爭,他仍將永無寧日。不論他活著,還是他死去,終有一天,他都無法逃脫歷史的譴責。這是林肯總統真正高出其他一些政治首領的地方,他是一個有歷史感的政治人物。他站到了歷史的山頂上,看得很遠,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人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林肯總統為戰鬥的勝利喜形於色,洋洋得意。他始終沉沉地揣著他的心靈重負。就象我前面提到的,他醒悟在戰場上,然而,此刻的戰場上已經血流成河。

  假設林肯總統沒有這樣一個醒悟的話,這樣一個戰爭目標的主題切換是沒有必要的。他盡可以打著原來保衛聯邦的愛國主義的旗幟,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刻。而不必拾起他一開始就明確宣稱是超越他的總統行政權利的武力廢奴。但是,在這個時候,他已經明白,他不能把這樣一面愛國旗幟繼續打下去了,如果沒有一個高揚的道德理由,他會真的成為一個以槍炮維繫聯邦,因而造成近百萬人傷亡的一場內戰的「千古罪人」。

  這個戰爭主題的切換是非常及時的,而且很有道理。美國的立國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區域自治的理論源于區域自由,就是一個區域的人民有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這樣一種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礎上。也就是說,美國保障個人自由,可是,人是平等的,一個人沒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

  所以,假如南方「邦聯」的訴求是建立在「區域自由」上的「分離」,而聯邦的動武理由只是「不准分離」的話,在美國,這樣的理由為一場如此慘烈的戰爭作辯解的話,是難以長期站住腳的。但是,如果動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隸」,即「還奴隸以自由」的話,那麼,「為被奴役人們的自由而戰」這樣一個道德訴求,是「區域自由」這樣一個政治訴求所無法與之匹敵的。這兩個訴求遠不在一個層次上。在美國的立國精神之下,「解放奴隸」這樣最貼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訴求,是永遠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時間越久遠,越能夠得到更多人的認可。

  這場戰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林肯總統的「解放奴隸宣言」。在今天看來,大量的歷史學家還是覺得,這個宣言更多的是一種瓦解敵軍後方的戰略考慮,而不是純粹的道德公告。因為在這份宣言裡,林肯總統宣佈解放的,只是南軍佔領區的奴隸,而已經被北軍佔領地區的奴隸,則並不在「被解放」之列。然而,這卻是林肯總統開始轉移戰爭主題的一個關鍵步驟。

  到了四年以後林肯連任總統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上,我們看到,與他的第一次就職演說相比,他早已經全部完成了聯邦軍隊戰爭目標的切換。在這個接近戰爭勝利的演說中,奴隸問題已經明確地被林肯總統標明為戰爭的起因,而解放奴隸的道德訴求已經成為這個演說的主要構成部分。可以說,聯邦軍隊在林肯總統完成這一主題切換的時刻,已經勝利了。而且,他們可以長久地擁有這個勝利成果了。

  我必須向你強調的是,林肯總統的這個切換,並不是任意的。他能夠這樣做,其實是有著堅實的歷史基礎作為他的支撐的。幾百年來,美國的精神主流為了尋求一個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性的目標,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努力。你在我以前的信中所講到的故事中,已經可以看到了。在這樣持續數代人的廢除奴隸制的努力下,在北方對奴隸制深痛惡絕的普遍氣氛中,戰場上一個解放奴隸口號的提出,才可能是成功的。

  就和當初的「獨立戰爭」一樣,這基本上是一場白人的戰爭。尤其是在南北戰爭的初期,當林肯總統還沒有對戰爭目標作這樣的切換的時候,聯邦軍隊是不吸收黑人參軍的。即使在戰爭後期,黑人雖然也參與了這場以自由為目標的戰爭,但是他們仍然是軍隊中的少數。黑人士兵自己組隊,不和白人士兵混編,不過軍官都是白人擔任。然而,我們今天不能不肅然起敬的是,這個以白人為主的聯邦軍隊,能夠毫無障礙地接受這個戰鬥口號,為當時在南方全部是黑人的奴隸,為他們的自由去戰去流血去犧牲。並且在此後,他們的後代依然以此為榮。在一百多年前,在人們還普遍存在種族偏見的年代,這是必須在一塊有著深厚人道主義傳統的土地上,才有可能發生的。

  南方「邦聯」對於林肯總統這個戰爭目標的切換,反應整整慢了一拍。其原因就在於戰爭開始以後,雙方已經有過明確的戰鬥目標。在那個時候,南方不論戰鬥勝負,在戰鬥的目標上,一直感覺是理直氣壯的。對於林肯總統的「解放奴隸公告」,他們的理解也只是一個戰略措施。等到他們醒悟過來,已經百口莫辯。雖然戰爭的勝負還未最後決出,可是,在戰爭正義性這個立論上,他們已經一敗塗地。

  關鍵就在於,南方是有奴隸制,那幾個極端南方州要求離開美國的最初動因,也是希望能夠不受干擾地太太平平地把奴隸制維持下去。他們知道,他們在奴隸制是否道德,是否符合人性的問題上,是無法和美國的精神主流「探討」的。在這一點上,他們自知理虧,甚至因此不惜離開美國,以避免北方死死追在後面,時時要求對簿公堂的「道德辯論」。

  可是,在他們提出離開美國的訴求之後,林肯總統以「保衛聯邦統一」的名義,組織聯邦軍隊一舉進攻南方,發生了這場以「分離」和「不准分離」為爭執焦點的戰爭。南方在這場戰爭面前,原來是絲毫沒有理虧的感覺的,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離開美國的權利。更何況,戰火燃燒在南方的土地上,他們是被入侵者,保家衛國更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他們把這場戰爭看著是獨立戰爭以後的又一次爭取獨立自由的革命。可是,當他們終於發現對方的戰爭目標已經轉換時,他們落入了一個掙不脫的羅網。因為,不論他們願意還是不願意,既然對方的戰鬥目標已經轉換,他們的地位也就同時被轉換了。也就是說,既然聯邦軍隊是在「解放奴隸」,他們就必然被隨之定位在「為維護奴隸制而戰」的位置上,逃也逃不掉了。

  這時的南方「邦聯」真是狼狽之極。舉著解放奴隸大旗的聯邦軍隊高喊著自由的口號衝殺過來,正義凜然,死也死得其所。南方卻突然之間發現自己拿不出一個相應的戰鬥口號與之抗衡。南方再一次理虧,可是又好象虧得莫名其妙。他們想指責林肯總統這種戰爭主題切換的不公道,可是又張口結舌,欲辯無言。因為,人家宣稱打的就是奴隸制,而南方就是存在奴隸制,真可謂是「打個正著」

  在這種情況之下,南方「邦聯」發現,唯一還有可能把雙方拉回原來的爭執焦點,「以正視聽」的辦法,就是使得林肯總統切換進去的新目標消失,這樣,才可能回到原來戰爭爭執的焦點。這才可能使得南方堅持認為聯邦軍事行動的非正義性和非法性,重新暴露出來。於是,南方「邦聯」宣佈,南方廢除奴隸制。在這一瞬間,戰爭進入了一個荒誕的狀態,聯邦軍隊的戰鬥目標突然消失了。

  可是,南方的這個反應已經是在太晚了。這個時候,已經是戰爭的後期,南方大勢已去。林肯總統決定不管三七二十一,繼續高舉解放奴隸的旗幟,一路打到勝利。南方「邦聯」一直處於劣勢,疲於應戰,再也沒有真正得到機會,重新討論他們是否有權利離開美國的問題。

  1865年4月8日,就在聯邦軍隊攻打南方的第一個戰場佛吉尼亞,在距離當年南方「邦聯」首都利其蒙六十英里的地方,一個安靜村莊的兩層紅磚小樓裡,南軍總司令羅伯特·李將軍,穿著一身筆挺的一塵不染的軍裝,代表南軍向聯邦軍總司令葛蘭特將軍投降。三天以後,南軍的北佛吉尼亞軍團的士兵們,低垂著軍旗,走過聯邦軍隊的面前,放下武器,開始返回家鄉的旅程。歷時四年的美國南北戰爭就這樣結束了。

  李將軍代表南軍投降的六天之後,1865年4月14日,也許你還記得,那是塞姆特堡陷落四周年的紀念日。這個邊防城堡是在兩個月以前剛剛從南軍手中收復的。那一天,他們以一個特殊的方式慶祝這個聯邦邊防城堡的收復,他們邀請了當年駐守塞姆特堡的安德生將軍回來參加一個儀式。安德生將軍此時已經是一個白髮蒼蒼的六十歲老人了。並且由於健康原因已經離開了他的軍職。他在這個儀式上,重新升起了四年前他被迫降下的那面旗幟,不禁感慨萬千。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在華盛頓的一個劇院裡,林肯總統被一名南方籍的演員暗殺。這似乎預言了迄今為止美國人對於南北戰爭的感覺,這場戰爭沒有勝利者,它的悲劇性壓倒了一切。

  如果說,後人一定要對這場戰爭在是非上分出一個勝負的話,那麼,自從林肯總統將一個「愛國的維護聯邦統一」的政治訴求,切換成「解放奴隸,為自由而戰」的道德訴求的這一刻起,南方就已經輸定了。戰爭一結束,南北雙方的學者就不斷地對這場戰爭,發表各種觀點的研究成果。因為,南北戰爭這樣一個歷史上的非常狀態,並沒有中斷美國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傳統,美國人依然可以看到各種對於南北戰爭的學術爭論和不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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