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個夢想(32)_林達

三二

　　正因為「克蘭黛爾案」是一場「超前的司法挑戰」，因此，激進的反奴隸主義者，雖然通過這場官司的辯論，在民眾中進一步澄清了許多基本觀念，可以說在歷史進步過程中又推了一把。可是，就這個案子本身來說，在康乃迪克州的最高法院，還是輸給了以裘迪森為首的保守勢力。「克蘭黛爾案」的律師們當然知道，案子本身的輸贏，是司法挑戰成功與否的一大衡量標準。可是，正如我前面提到過的，在挑戰中，必須遵守原有的公眾契約，必須遵守大家講好的遊戲規則。所以，輸了官司，只好看著黑人學校關門，學生輟學回家。

　　他們的失敗，就意味著裘迪森的勝利。普遍認為，裘迪森在這場官司裡所表現出來的法律方面的才能，和他的保守立場，是使他在康乃迪克州，較快地取得今天這樣地位的原因之一。

　　知道這個背景，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裘迪森法官接案的消息，會使「阿姆斯達」號黑人的律師，產生如此衝動的反應了。在觸及的問題非常相近的「克蘭黛爾案」中，他們曾經與裘迪森棋逢對手地較量過，而且輸了一場。如今再次相遇，對手卻成了裁判！

　　由於美國傳統的司法獨立的神聖地位，使得作為一名宣過誓的法官，一般來說，還是對這一職位所要求的職業道德，持相當嚴肅的態度。更何況，法官也在制度的監督之下，在美國，法官不公的話，立即會被告上上訴法庭，自己成為被告。但是，在維持審判公正的同時，他的一些基本立場，如傾向于保守派，還是傾向于自由派，仍然會在無形中影響他的裁決，雖然這樣的影響是在法律許可的限度之內的。

　　現在再回過頭來，細察裘迪森法官的整個審理過程，平心而論，他還是在竭力地調整天平，力求公正。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由於他的種族偏見，而在某一個細節侵犯了這些黑人受到公平審理的權利。其實從一開始，人們就有所感覺。

　　在開審的時候，「阿姆斯達」案的黑人一方，就遇到了一個意外的難題。語言學家化了好大的力氣才找到，而且好不容易才從那條英國軍艦上「借」下來的那名黑人翻譯，在紐黑文身患重病。本來就缺少證據的黑人一方，他們自己的證言就成為證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沒有這個翻譯，黑人就根本無法為自己作證。勝訴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減少。因此，律師要求讓黑人延期作證。

　　使律師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裘迪森法官不僅同意將黑人的出庭作證延期至1840年1月7日，並且宣佈，屆時會將開庭地點移至黑人翻譯所在的紐黑文。這不但確保了黑人在法庭上有一個為自己申訴的機會，而且，紐黑文地處自由的紐約州，法庭內外，整個氣氛會與康乃迪克州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怎麼說，你都必須承認，這個決定是對黑人有利的。

　　在你看這個電影的時候，許多歷史情節都只能被刪除了。看到的往往是法庭上最精彩的一些片斷。實際上，一個法庭辯論，包含了這些律師無數晝夜的，可以說是很枯燥的辛勤工作。同時，這甚至是一個系統工程。不知有多少人在為這個案子提供資料，籌募捐款，聯繫援助。

　　在激進的反奴隸主義者中，其實也有許多派別。這個道理很簡單，他們的思考，大量是來源於宗教，所以就連宗教派別的不同，都會形成很大觀點差異。至於一般的持反對奴隸制態度的人，觀念觀點的差別就更大了。例如，反對奴隸制的人們，對於採用何種方式，用多長的時間完成廢奴，意見不盡相同。其中還有不少人，仍然持有各種程度的種族偏見。然而，在這個案子裡，是反奴隸制陣營一個相當成功的聯合行動。他們試圖以最大的寬容度，聯合所有反對奴隸制的力量。也就是所有的人集合在一個最基本的出發點，即對普遍人性的尋求和對黑人的人道關懷。

　　這樣一個龐大的陣營，甚至聯繫到了美國之外。他們最終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英國人曼登，來為「阿姆斯達」案的黑人一方作證。曼登也是一個反奴隸主義者。他的特殊身份，使他的證詞成為證明黑人自由身份的一個強有力支撐。

　　在西班牙人與英國簽署了停止海外奴隸貿易的協定以後，英國按照與西班牙人的協議，指派一些官員參與相關工作。曼登就是這樣一名官員。他是在1835年被派往哈瓦那，監督對一些獲得自由的黑人的保護工作。曼登很適合這樣的工作，他是一個非常有正義感的人。從「阿姆斯達」案一開始，他就一直在關心案情的進展。在作證前，曼登其實已經回到英國。在他離開哈瓦那的時候，他得知古巴當局已經在準備以「海盜罪」和「謀殺罪」起訴這些黑人。這使他感到極大的不安。當他確信這些黑人是非法進口的時候，他不惜千里迢迢從英國趕來美國作證。

　　曼登以前就來過美國，而且在這裡還是一個有相當知名度的人。當時，英國剛剛在它的殖民地西印度群島廢奴。因此，在與當時的美國總統安吉魯·傑克遜會面的時候，他還試圖勸說傑克遜總統立即著手在南方廢奴。他想利用一下總統的功名心，所以，十分巧妙地對他說，解放奴隸這樣一個行動，最終與您這樣一個有著不凡經歷的將軍名字聯繫在一起，是最合適不過了。這些話倒也不能算是過分的恭維。

　　傑克遜將軍是美國第一個來自貧苦移民家庭的總統。他全靠自己努力，以及在1814年開始的英美戰爭的戰場上建立的赫赫軍功，才進入白宮。他使得美國的政治風氣有了很大的轉變，也進一步推動了制度的建設。美國完全打破政治上的貧富差距，至少白人可以得到絕對的每人一票選舉權，也是從這時開始的。這位平民總統深知美國南方奴隸問題的複雜性，也當然明白，這還遠不是靠解放奴隸「出名」的時候。

　　所以，傑克遜總統不無自嘲地轉身對他的秘書說，你用紙點上火，再弄上一桶炸藥來。我往桶上一坐，你就把那火引子交給這位曼登博士。只要一眨眼的功夫，他就准能讓我「出名」了。

　　顯然，上一次，曼登的「上層遊說」沒有起到作用。這一次，他是來實實在在地為「阿姆斯達」案的黑人盡一份力。

　　1839年11月份的一個下午，裘迪森法官在他的辦公室，為曼登博士舉行了一個小型聽證會。幾經波折之後，最終法官還是批准，讓這份證詞在新聞媒體上全文公佈。曼登的證詞，成為「阿姆斯達」案最有力的證詞之一。

　　曼登的證詞主要是支撐了激進的反奴隸主義者一直所宣稱的論點，就是這些黑人是剛剛從非洲進口的。曼登在古巴的工作中，協助過幾百個被英國及西班牙巡邏艇截住的，私運進古巴的非洲黑人。在被法庭解放之後曼登幫助他們登記和確定年齡。他在作證之前，接觸了「阿姆斯達」號的黑人，他以從事古巴黑人工作的專業眼光，判斷他們是「新近進口」。他指出古巴官員發出的通行證是虛假的，並指出這種經過受賄而發出假證件的做法，在當地非常普遍。

　　曼登還接受了雙方律師的提問。在回答這些提問中，他強調，合法奴隸已經很少以這樣的形式在哈瓦那的奴隸市場賣，這樣的奴隸市場提供的一般都是非法帶來的非洲黑人。同時在回答有關古巴奴隸的語言問題時，他講到，在古巴訪問一些種植園的時候，他很驚訝地發現，那些非洲黑人能夠這麼快地開始學會西班牙語。

　　曼登談到，「阿姆斯達」事件發生以後，他在古巴的奴隸市場作了一番調查，找到了一個知情者。這名知情者告訴他，說是他不僅看到過「阿姆斯達」號上的黑人，而且知道是誰把他們運到古巴來的。到末了，那人還不由自主地歎了一聲「真可惜」。曼登問他為什麼，他說，他覺得這些黑人肯定要在美國因為「謀殺」等罪名被處死，所以，真是可惜了這麼「一大批值錢的非洲貨」了。曼登證實，如果這些黑人被交還古巴的西班牙當局，他們只有死路一條。

　　在此之前，西班牙公使對美國外交部長的一番話，似乎是在驗證曼登的說法。這位公使警告說，對「阿姆斯達」奴隸暴動的寬恕，無疑是鼓勵其他的奴隸也起來暴動。

　　在這一段時間裡，西班牙公使阿噶茲代表他的女皇，頻頻催促美國總統交還「阿姆斯達」號和它的全部乘客。正如你已經知道的那樣，不論是凡布倫總統，還是他的外交部長，都有充足的動機希望這一事件早了早好。根本不希望為一個「阿姆斯達」號上的幾十個黑人，搞得自己內外交困。他們也巴不得能夠一船推過去，一送了之。可是，來自佐治亞州的外交部長佛西斯，只能無可奈何地對西班牙公使實話實說，之所以美國總統現在無法立即執行「平克尼協議」，送回「阿姆斯達」號，是因為這個案子現在的狀態，已經「超越了行政分支」的許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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