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個夢想(30)_林達

三〇

　　§向自由邁出第一步

　　盧兄：你好！

　　知道你在等著，我再接著上封信往下寫。

　　有關對三個黑人小女孩要求「人身保護令」的法庭辯論持續了好幾天。按照「阿姆斯達」號黑人律師的推動，辯論的內容越來越接近一些根本性論點。例如，有關種族平等，有關尊重生命自由，有關奴隸主對於人的「物化」，等等。

　　但是，最終他們並沒有在聯邦巡迴法庭上，拿到他們期待的「人身保護令」。湯普生法官認為，這已經不是一般的簽署一個「人身保護令」的簡單情況。由於兩名西班牙人對於「阿姆斯達」號黑人的「財產」要求，已經使得這場辯論成為一場抽象理論的爭論。爭論也已經涉及對案情的基本審理。

　　因此，法官認為，這樣的爭論不應該在這個法庭得出一個裁判性的結果。而應該使這個案子，正常地回到原來立案的下一級法院。即聯邦法院的康乃迪克州地區法院。如果對地區法院作出的判斷有異議，再到巡迴法院來，甚至可以再上最高法院去。

　　由於這個案子已經引起公眾的強烈反響，為了避免誤解，湯普生法官特地聲明，他本人和法庭在場的各位一樣，對奴隸制充滿憎惡，但是他必須遵從自己的誓言，稟法處理。抽象的有關自由的理論問題，不應該成為他裁決的法律依據。

　　事實上，這個結論是律師們早有預料的。但是作為挑戰司法的第一步，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失敗的。在為黑人要求「人身保護令」這樣一個不尋常做法的推動下，這個案子已經被新聞界推向全國，並且已經推到反奴隸制運動的最前沿。他們通過這三個黑人小女孩，向尚有種族偏見的公眾，展示了黑人在這個社會的軟弱無助，他們也通過這個案子，使奴隸制與自然法的尖銳衝突，在公眾面前暴露無遺。

　　在此期間，法庭還宣佈由於「阿姆斯達」是在紐約被截獲的，所以康乃迪克州決定不對黑人的「海盜罪」和「謀殺罪」作刑事起訴。

　　與此同時，在海防隊發現「阿姆斯達」號之前，在海灘與黑人們交談過的那幾個水手，也向法庭正式提出對「阿姆斯達」號「海難救助金」的貨物分成要求。他們聲稱，他們在海防隊到來之前，就已經控制了「阿姆斯達」號的局面。於是，在聯邦地區法庭未來的民事案審理中，已經有了三夥對「阿姆斯達」號分別提出財產要求的人。

　　第一個回合就這樣結束了。案子又回到在康乃迪克州的聯邦地區法庭。但是，通過這個回合，所有的人，不論是南方還是北方，不論是法官還是總統，都看到了那些激進的反奴隸主義者對這個案子的決心。至於那兩個西班牙人，這時候才如夢方醒，發現原來美國並不是一個「大的古巴」。

　　你在電影裡所看到的主要審理過程，表現的就是「阿姆斯達」案在聯邦地區法院的情況。斯匹爾勃格在刻劃法庭外的氛圍時，是很認真的。可是，看電影的人還是會感到有些困惑。電影裡頻頻出現一些默默的美國教徒，在法庭外面向黑人遞上聖經，或是在監獄外面跪下祈禱。這些鏡頭你看了都可能感到奇怪，更不要說「阿姆斯達」號那些直接來自非洲的黑人了。所以，他們確實顯得反差非常大，也極不協調。

　　然而，這確實是當時的情況。就象激進的反奴隸主義者大量是源於宗教的思考一樣，在民眾中，對這些黑人毫無保留的持有同情，並且伸出援手的，也是一批虔誠的信徒。我必須再強調的是，當時的美國，宗教氣氛是非常濃厚的。其實，連今天都是如此。

　　在電影裡，有一個情節反映了對奴隸制問題的社會衝突，以及激進的反奴隸主義者受到的來自對立一方的威脅。就是在法庭門外，黑人的辯護律師突然被人一棍子擊倒。這個情節雖然是虛構的，可是，在歷史上，真正的情況比這個嚴重得多。

　　例如，我前面提到的積極參與這個案子的泰朋兩兄弟。由於他們反奴隸制的立場，1834年，他們的家和公司數度被暴徒洗劫。第二年，有一個匿名人居然以十萬美元懸賞他們的腦袋。此後，他們從不間斷地收到各類恐嚇信，他們的家已經不安全到了這種地步，就是找不到一家保險公司願意為他們的家庭財產保險。

　　因此，說他們是以一種獻身精神投入在「阿姆斯達」案的準備工作中，應該是不過分的。由於這是一個財產歸屬的申訴案，因此，他們研究下來，辯護的關鍵，還是必須證明「阿姆斯達」號的黑人不是奴隸，因此也不是他人的財產。而不是從「奴隸是否應該是他人財產」這個角度去辯。

　　因為，美國聯邦政府承認：決定奴隸制是否合法，是州的權利。也就是說，聯邦法庭可以依據的法律是：在一個奴隸制合法的地方出來的奴隸，你必須承認他就是別人的財產。因為在這一點上，聯邦沒有立法權，也就不能干涉地方法的執行。如此推論，古巴也是一個奴隸制合法的地方，如果「阿姆斯達」號的黑人是合法的古巴奴隸，那麼，不管你的觀點如何，按照法律，就必須承認他們就是蒙岱和路易茲的「財產」。這就是向司法挑戰的人，必須遵從原有法律的意思，因為法律是民主制度下人民的契約。

　　至於根據平等自由的理論，奴隸根本就不應該是別人的財產，這完全可以在法庭上討論和宣揚。但是正如湯普生法官所指出的，司法分支對具體的案情的裁決，依據的不是抽象的理論。抽象理論是立法分支的工作依據。

　　因此，黑人的律師們首先要做的，是聰明地運用原來的法律，把一個看上去沒有希望的案子打贏，在這個過程中，把高一個層次的法理問題，在上訴時推向最高法院，利用最高法院的司法複審權，使得最高法院對一條錯誤的立法作出裁定。如果這一步也沒有成功，那麼，在這個過程中，至少動搖了原來錯誤的立法的民眾基礎。在美國，法律本來就是民眾的契約，因此，改變大多數民眾的觀念，就是為重新立法做了一個有力的推動。

　　可是，在這個案子裡，他們對於打贏這個官司，始終沒有太大的信心。因為，正如你已經知道的，提出這個財產申請的西班牙人，有合法的古巴當局頒發的通行證，其中包含了對於這些黑人在古巴的合法奴隸身份的證明。這是最直接有效的法庭證據。而作為證人，船上只有那個站在西班牙人一邊的，原來船長的小黑奴安東尼奧。如果需要，古巴當局都會願意提供足夠的證人，例如簽發通行證的官員等等。也就是說，古巴完全可以輕易就提供一個由政府支持的偽證集團。

　　而在「阿姆斯達」的黑人這方，他們提供不出任何有效的身份證明。他們赤身裸體被賣到古巴，一無所有。他們在這個遙遠的異國他鄉，舉目無親，也提不出任何證人。他們甚至連法庭是怎麼回事，需要他們作什麼樣的配合，都毫無概念。連他們的律師都無法向他們解釋清楚。

　　律師們唯一的「證據」，是他們都不會說古巴的語言。但是，在法庭上，這不是直接證據。西班牙人一方完全可以辯稱，他們的生活環境都是奴隸，就連那幾個孩子，也都只不過是因為一直生活在黑奴中間，才沒有學會西班牙語。後來在法庭上，也確實出現這樣的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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