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一次演講後的隨想_林達

聽一次演講後的隨想(1)

　　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臺灣著名女作家龍應台的一次演講。她演講的題目是：文人參政的感想。

　　首先想到的竟是，時間過得真快。龍應台是我喜歡的作家，陸陸續續地買過一堆她的書。後來就見報紙上轟轟烈烈地報導她出任文化局長的消息。之後，報上的風浪漸漸歸於平靜。作為讀者，她好像就從視線中遠去了。現在，重新見到一個作為作家的龍應台，當面聽到她講述自己的當官經歷，才注意到她的這次身份轉換，其實有整整三年半時間。的確，比我感覺的要長久得多。我原來以己度人，料想她不過是「玩票」，「玩」個一年半載也就走人了。沒有想到，她是個遠為認真的人，走的時候心裡還有很多遺憾。她說得實在：其實許多事情還剛開了頭，卻沒有做完。

　　龍應台講到自己當初走進了一個悖論。她給知識份子的定義，是在體制外持獨立批判立場的人。而她作為著名知識份子，卻走進體制「當官」了。她對自己的理解是，在她走進去的一刻，她就必須暫時放棄了自己「知識份子」的立場，在這個時間段裡成為一個完全的「官員」。雖然她也講到，自己其實對於官僚體系是如何陌生，對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難是多麼估計不足。但是，她就是這樣徹底地走進去了——一去三年半。

　　龍應台文人參政的經驗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她雖然在進入官場的同時，就暫時放棄了文人的身份和批判立場，但是她卻依然是帶著文人的理想和觀照、帶著她文人的觀察力和思考習慣，進入這個操作構架的。而這個操作構架，又是一個沒有嘗試過的實踐。一方面，她在盡自己的力量，一磚一瓦地搭建著她熱愛的家鄉文化事業，另一方面，她也在考量著這個制度的運作。

　　在一種制度還沒有實行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會把它抽象化和理想化。我們會無暇去探討這個制度具體運作的艱難和困惑，尤其是這樣從外來文化移植而來的制度；我們會覺得這一切困難都還是遙遠的事情，甚至覺得如此細究是敗自己興頭。但是這種抽象化和理想化，也很容易走向簡單化，使得人們期望過高，在真的面對制度運作的複雜性時手足無措，甚至因過度失望而走向它的反面。

　　因此能夠有一個目光敏銳的作家，先深入一個制度的運作中心，又出來談談自己的感想，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那麼，龍應台看到了什麼？她最大的體會是：臺灣從原來的專制制度中獲得解脫後，原有的歷史文化慣性會依然禁錮人們的心靈，使達到目的成為一個艱難的漫漫長途。

　　我自己是深受觸動的。不僅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文化根基，還因為我們都經歷過幾乎從純文化討論向著制度建設討論的轉化。我們和一些朋友們曾經有感於國人的討論一度都在「形而上」上兜圈子，卻很少有人顧及制度層面的「形而中」，因此，才試著介紹制度的發源地在制度層面的建設和思考。在最後觸及到了制度漸進的根源時，才又反過來看到，這種制度思維的產生，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和不同的思維習慣是分不開的。在這個異質的文化中，表面上時時能夠感受到的是本能一般的對自身的自諷自嘲，而不是對他人的苛求；這種文化性格來源自一種深層的有敬畏、能自省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和與之如影隨形的對他人的尊重，以及成為民族性格的幽默能力，才產生和較為順利地維護了這樣一種寬容的、讓和自己不一樣的少數人也有生存空間的制度。而今天，龍應台正是在一個和我們類同的文化中，以具體操作的切身體會，在對其進行印證。

　　龍應台告訴我們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在她上任後不久，就遇到一個臺北市「議員」的長輩去世。她驚詫地發現，在臺灣遇到這樣的情況，市長必須帶著手下的三十來個行政長官，也包括她龍應台這樣的文化局長，去「議員」家集體弔唁鞠躬。對於長期生活在海外的龍應台，這當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的原由，竟也是出於「民主制度」。因為三權分立，市行政分支要提出什麼提案，去完成一件實事，就必須得到議會的通過，才能夠立法成為法案，行政分支才有合法的執行權。因此，行政分支最怕的就是議會的否決和作梗。所以，「順理成章」地就推出了行政分支竭力討好議員的事情。在臺灣，傳統文化的禮儀保存得尚屬完好。婚喪為人生家庭之大事，社會賢達前來致禮實乃人之常情。這既表現了非常正面的、維持社會常識常情的一面，又由於其畸變的含義，成為制度運作中一個病態奇觀。

　　正由於龍應台曾經是一個作家，她雖因進入體制而暫時放棄了批評的筆，卻沒有丟棄一個作家的靈魂，野火此刻依然燃燒，卻是在自己心裡。所以，在別的官員覺得無可選擇的時候，她卻停下來，覺得這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我想，假如龍應台今天還是一個居於遙遠海外的作家，她只需揮筆批判即可。可是她那時不僅是站在體制內、還同時站在父老鄉親們的土地上。她要面對的不僅是含糊其辭表達的陋習，還有重重綿綿、無以言表的世故人情。所以，並不是如在道理上做是非曲直判斷那麼容易的事情。

　　結果呢，龍應台還是緣于作家的理念，選擇了不去。她說，她選擇不去，就堅持到底，以後不論是哪個「議員」的類似場合，她都不去。那麼再下面的結果呢？龍應台說，她覺得自己因此要承受更大的壓力。例如，「議員」曾經特地調閱了龍應台全部電話的通話號碼記錄，以查詢她是否「以權謀私」。卻不僅沒有查出問題，還發現龍應台在到任一開始，就交出幾個電話號碼，關照秘書，這是她的親友，凡是打往這幾個號碼的電話，都由她私人付費。也就是說，龍應台覺得，她堅持了自己的理念，就必須更廉潔、更經得起代表民眾的立法分支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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