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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集》的啟示


  龍應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後,回到臺灣,一邊當教授,一邊一篇篇地寫她的《野火集》。她從小生活在臺灣,去國一程將近十年,而初次回去定居,她卻變得「容易生氣」,一切以前感覺理所當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變得難以接受。確實,兩個不同源頭的文明,若選擇在一個個人身上衝撞,發生的事情就可能叫做悲劇。但是,龍應台把它化為了一種積極的力量。

  這個世界很大,而資訊的開放,使得和國際接軌變得容易,對外部世界逐漸知己知彼後,就會自然作出調整,面對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緊張。這是很關鍵的一步。曾經有過的過度自卑和自尊,是源於對世界的陌生。因此可以相信,當年《野火集》中讓人感覺驚訝的一些話題,已經在今天成為常識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龍應台話題背後的東西,人們仍然需要瞭解。這就是龍應台今天仍不過時的原因之一。

  今天臺灣的政治制度和社會規範,是移植于異質文化。一些概念,雖然是大家耳熟能詳、張口就來的名詞,在討論中頻頻地運用,可是這並不是說,大家在講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這些名詞之間,可能存在很大的認知差異。所以,在爭論的時候,有時就是雞講雞的,鴨講鴨的,似乎在使用同樣的語言和名詞,實際上講的卻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來自外來文化。當它用「漢字」來表達時,這些「字」攜帶著它本來已有的靈魂,又輸入一些外來的血液,以一個新的面貌,開始自我表述。然後,在我們腦子裡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輪的概念。它們和原來的本意,可能並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現代政治的政黨概念,進入東方文化時,常常攜帶著我們原有的同生共死、忠誠不貳的團體組織感,但在概念的原生地,卻是隨意切換的個人觀點選擇,而它的基礎,是崇尚個人取向的文化價值系統。那種散漫和疏離,和中華文化中傳統的家族、小團體的緊密聯繫完全不同。異質文化中那些離散的個人,又由於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響、結合從市民走向公民的傳統,形成了具有公民責任、公民權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約束的社會細胞結構。如此走向一個法治的社會,乍看上去,一盤散沙各行其是,實際上卻是有章有法。

  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的集權制度已經窮途末路。一個學者理解和指出制度的不合理,已經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預警制度變更之後社會適應的難點,卻並不容易。政治家們,包括學者們,也立即面臨一個學習過程:如何塑造自己作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權利和責任;如何拒斥權力誘惑,作為一個公民平等地進入社會生活。《野火集》的出版在臺灣社會質變的前夜引起震動,龍應台的批判性成為令人印象深刻的現象,人們也因此可能忽略隱隱在下支撐它的基礎。

  龍應台的特別之處在於,她不僅直接抨擊制度,而且更多的是把批評直指社會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會特質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個個人在內的公民意識之淡薄。她批評臺灣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沒有在為公民社會做出準備。龍應台根據自己對世界和臺灣的瞭解,一定知道,在臺灣的集權制度瓦解之後,一個移植的制度會立即面對公民社會的單薄基礎,面臨根系深入的障礙。龍應台從一開始就選擇站在一個孤立的位置。不僅批評政府,更多的是尖銳刺向每一個人的內心:你有沒有為一個公民社會做好準備,你自己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變你自己。面對中華文化圈,龍應台不避諱她的思想資源的異質文化源頭;面對民眾,她緊追不捨地指出每一個人的弱點和未盡的公民責任。

  而龍應台的尖銳又並不走向居高臨下。她也是和你一樣的一個公民。這種分寸感對一個傳播火種的知識份子,常常很難拿捏。從中華文化圈裡出來,很多人能夠做到文字優美、內容正確、邏輯嚴密,可是,也許是我們習慣了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即使理解平等的意義,對自己的定位定調往往還是會「開低走高」。做社會批判時,會忘記自己也是社會的一員。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斷上升,不能持之以恆地維護和讀者對話的平等。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歷來缺少平等的概念,我們自己的「低調」往往只是理智的產物,而不是本能的反應。

  相比二十年前,同屬中華文化圈裡的知識份子,都有了更大的舞臺來表現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夠震撼當時,更能讓人長久回味、影響深遠的文字,就不僅需要扎實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還需要許多其他的東西。閱讀龍應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靜水面的銳利冰峰也許只露出一角,可是你總是可以在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穩穩的一個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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