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的啟示_林達

《野火集》的啟示

　　龍應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後，回到臺灣，一邊當教授，一邊一篇篇地寫她的《野火集》。她從小生活在臺灣，去國一程將近十年，而初次回去定居，她卻變得「容易生氣」，一切以前感覺理所當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變得難以接受。確實，兩個不同源頭的文明，若選擇在一個個人身上衝撞，發生的事情就可能叫做悲劇。但是，龍應台把它化為了一種積極的力量。

　　這個世界很大，而資訊的開放，使得和國際接軌變得容易，對外部世界逐漸知己知彼後，就會自然作出調整，面對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緊張。這是很關鍵的一步。曾經有過的過度自卑和自尊，是源於對世界的陌生。因此可以相信，當年《野火集》中讓人感覺驚訝的一些話題，已經在今天成為常識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龍應台話題背後的東西，人們仍然需要瞭解。這就是龍應台今天仍不過時的原因之一。

　　今天臺灣的政治制度和社會規範，是移植于異質文化。一些概念，雖然是大家耳熟能詳、張口就來的名詞，在討論中頻頻地運用，可是這並不是說，大家在講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這些名詞之間，可能存在很大的認知差異。所以，在爭論的時候，有時就是雞講雞的，鴨講鴨的，似乎在使用同樣的語言和名詞，實際上講的卻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來自外來文化。當它用「漢字」來表達時，這些「字」攜帶著它本來已有的靈魂，又輸入一些外來的血液，以一個新的面貌，開始自我表述。然後，在我們腦子裡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輪的概念。它們和原來的本意，可能並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現代政治的政黨概念，進入東方文化時，常常攜帶著我們原有的同生共死、忠誠不貳的團體組織感，但在概念的原生地，卻是隨意切換的個人觀點選擇，而它的基礎，是崇尚個人取向的文化價值系統。那種散漫和疏離，和中華文化中傳統的家族、小團體的緊密聯繫完全不同。異質文化中那些離散的個人，又由於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響、結合從市民走向公民的傳統，形成了具有公民責任、公民權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約束的社會細胞結構。如此走向一個法治的社會，乍看上去，一盤散沙各行其是，實際上卻是有章有法。

　　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的集權制度已經窮途末路。一個學者理解和指出制度的不合理，已經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預警制度變更之後社會適應的難點，卻並不容易。政治家們，包括學者們，也立即面臨一個學習過程：如何塑造自己作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權利和責任；如何拒斥權力誘惑，作為一個公民平等地進入社會生活。《野火集》的出版在臺灣社會質變的前夜引起震動，龍應台的批判性成為令人印象深刻的現象，人們也因此可能忽略隱隱在下支撐它的基礎。

　　龍應台的特別之處在於，她不僅直接抨擊制度，而且更多的是把批評直指社會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會特質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個個人在內的公民意識之淡薄。她批評臺灣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沒有在為公民社會做出準備。龍應台根據自己對世界和臺灣的瞭解，一定知道，在臺灣的集權制度瓦解之後，一個移植的制度會立即面對公民社會的單薄基礎，面臨根系深入的障礙。龍應台從一開始就選擇站在一個孤立的位置。不僅批評政府，更多的是尖銳刺向每一個人的內心：你有沒有為一個公民社會做好準備，你自己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變你自己。面對中華文化圈，龍應台不避諱她的思想資源的異質文化源頭；面對民眾，她緊追不捨地指出每一個人的弱點和未盡的公民責任。

　　而龍應台的尖銳又並不走向居高臨下。她也是和你一樣的一個公民。這種分寸感對一個傳播火種的知識份子，常常很難拿捏。從中華文化圈裡出來，很多人能夠做到文字優美、內容正確、邏輯嚴密，可是，也許是我們習慣了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即使理解平等的意義，對自己的定位定調往往還是會「開低走高」。做社會批判時，會忘記自己也是社會的一員。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斷上升，不能持之以恆地維護和讀者對話的平等。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歷來缺少平等的概念，我們自己的「低調」往往只是理智的產物，而不是本能的反應。

　　相比二十年前，同屬中華文化圈裡的知識份子，都有了更大的舞臺來表現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夠震撼當時，更能讓人長久回味、影響深遠的文字，就不僅需要扎實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還需要許多其他的東西。閱讀龍應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靜水面的銳利冰峰也許只露出一角，可是你總是可以在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穩穩的一個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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