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一次演講後的隨想(2)_林達

聽一次演講後的隨想(2)

　　聽到這裡，我也想到，市議員調查龍應台的電話記錄，可以說那是龍應台拒絕順應市行政官員們討好議員的舊習，因而招來苛求；但也可以說，那是議員在正常行使監督權。只要事情是在他們的正常職責範圍，你往往無法責難他們的動機。因此，我也想到，其他的行政官員們僅僅是不願意承受對個人廉潔要求的額外壓力，還是更怕工作中遇到「說不出道不明」的刁難？正如龍應台那天講到，為了舉辦「臺灣國際詩歌節」，她必須走訪一個又一個市「議員」的辦公室，一遍遍地向他們說明她的構想的理由，甚至可能還要向一些「議員」說明「什麼是詩歌」，「什麼是詩歌節」，「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舉辦詩歌節」，因為，沒有議會的批准，天大的好事，她也辦不成。

　　所以，那天聽著演講，我其實很想問一個問題：由於議員對行政分支的工作支援，是有一個上下限的幅度的。只要在這個幅度之內，縱有新聞監督在，都往往奈何不了一些出於私心卻冠冕堂皇的阻撓。那麼，假如你知道，在當時當地的議員水準下，你特立獨行的後果，不僅是個人要承擔壓力，而且是你建設城市文化構架的理想要因而受挫。也就是說，你支付的將是損害公眾利益的代價。在這樣的情況下，你還會堅持你的「不隨俗」嗎？你還有這個信心，相信自己不隨俗是道德上正確的嗎？

　　我知道，這是一個幾乎兩難的問題。在民主社會，這樣的難題卻也是經常出現的。這其實是「民主制度」經常在支付的代價。民主制度甚至通常是低效的，因為監督程式本身，就是在消損效率。那麼，假如一個社會的國民和精英是素質低下的，假如一個社會是缺乏敬業精神和嚴謹的職業道德傳統的，假如一個社會是習慣於明爭暗鬥而缺少寬容共存、攜手共進的風尚的，假如一個社會的民眾是不習慣謙卑自省、也從無敬畏之心的，它所走的道路，就還要艱難得多。因為制度的演進，是和人的演進同步的，制度只是這塊土壤自然長成的樹木。而在一塊正試著要移栽他方樹木的土地上，還有改良土壤的工作要做。這種改良，要從孩子們讀的童話書做起，從每一個人自己做起。否則，野火易起，活民主之樹難矣。

　　那麼，曾經在操作困境中掙扎過來的龍應台，是否就對信念發生動搖了呢？她的一席話讓我深為感動。龍應台說，人們經常批評和嘲笑臺灣的「議會」裡出現的打架、拉頭髮、丟瓶子。可是，她自己出生在1952年，在她出生的那一年，臺灣的報紙上隔三差五地就會出現這樣的消息，「今天有三名（或者五名）匪諜伏法」。她曾親歷臺灣的專制歲月，看到自己的朋友無端失蹤，再過二十年出來，卻已經精神失常。因此她認為，無論怎樣打架，都比暴政要強。

　　龍應台還談到，她從一個作家，突然變成一個文化長官。手裡的「權」常常是以「錢」的形式出現的。捏著手裡的錢，看到一個賣菜的老太太，她都會想，我手裡的錢還有這位老太太的一份稅金。假如我不認真考察就建立專案，假如我建立的專案是錯的，那麼，我決定蓋的音樂廳，就可能只是在那裡養蚊子，又如何對得起民眾交到自己手裡的辛苦錢。除了對於錢的謹慎，龍應台也在試著建立一些制度，讓企業捐款者和文化項目之間產生契約關係，盡可能使得她曾經介入的地方文化事業，能逐步脫離個人的人情關係，能夠持之以恆地走下去。

　　龍應台對於「權」的這種惶恐，甚至延續到今天。在她離開「體制」，重返獨立作家身份的今天，她說自己仍然會有這樣的疑問，手中的「筆」是否就比「權」更輕飄？在你寫出什麼的時候，你甚至都不知道會帶來怎樣的結果。假如用筆不當，也可能帶來你所看不到的傷害。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龍應台覺得自己要比以前更慎重地對待自己寫下的文字。會引出這樣的反省，也許是龍應台在「當官」前，所沒有想到的吧。

　　我不由地想到，對龍應台來說，也許堅持一個「知識份子」的位置，更容易保有高風亮節之形象。而她進入體制「當官」，竟是因為看到細細節節的文化建設工作也要有人做。如此一腳踏進「體制」，要支付多少心力，才能獲取一點一滴的進展，只有她自己能夠體會了。我自己以前很少這樣深切地想過，作為一個體制外的文人批評者，其實有更容易更輕鬆的一面，所以也許就並沒有理由因此輕薄許許多多在體制內的、從事建設性工作的、推動著漸進改革的人們。他們大多是沒有名氣的，甚至是被誤解的。然而，假如沒有他們在一片需要改良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而只有燃野火者，那麼當春天來臨，也未見得就能夠快快長出健康豐潤的樹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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