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在奧斯威辛，繪畫依然是美麗的(3)_林達

哪怕在奧斯威辛，繪畫依然是美麗的(3)

　　三

　　可是，這樣平靜愉悅的教學生涯並不長久。

　　20世紀三十年代初的奧地利，右翼勢力已經很強。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握政權。他領導的納粹，也就是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絲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哪怕那是藝術領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臺，包豪斯立即被封閉了。

　　1934年1月，奧地利的右翼應聲而起，在維也納起來暴亂。雖然「辛格—迪克工作室」已經不復存在，可是他們當年設計的作品被大量搗毀，設計的建築被拆除，其中包括在1928年建成的維也納網球俱樂部，以及剛剛建成的希萊艾特（Heriot）女伯爵的客舍。

　　天性自由的弗利德無法容忍對藝術自由的扼殺，也無法容忍納粹對猶太人的敵意。三十六歲的她孤身一人，在奧地利納粹起來的時候，試圖加入反法西斯的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參加了奧地利共產黨。在這一時期，她設計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海報。這些海報還有著明顯的包豪斯風格，並且用詞激烈。在一張混雜著希特勒、納粹軍人和混亂的畫面中，中間有個哭泣的嬰兒，在上面有這樣的詩句：

　　這就是你看到的世界，孩子

　　這世界是你投生的地方

　　……

　　假如你不喜歡這個世界

　　那你就必須改變它

　　在弗利德的朋友圈子裡，每天都在這樣的選擇中掙扎：是留在那裡與法西斯鬥爭，還是逃離奧地利？對當時的弗利德來說，她認為逃離是羞恥的。弗利德幫助朋友們在畫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可是有一天，她的工作室遭到搜查，搜出了一些假護照。她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強光下，她在審訊中保持了沉默。最後，法庭沒有給她定罪，她被立即釋放。一出監獄，她隨即離開維也納，前往布拉格。

　　這段經歷和她的感受，在她後來的繪畫《審訊》中，被記錄下來。

　　弗利德的出走，是一次典型的政治逃亡。可是來到布拉格後，在內心深處，她卻似乎在前一時期短暫的激昂之上，畫了一個休止符。

　　在奧地利法西斯猖獗的刺激下，熱愛自由的她本能地起來抗爭，其代價是她偏離了自己原本的心理軌道。這場刺激的最高點，就是她在監獄的經歷。

　　如今，她來到193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個猶太人在國會擁有議席的自由國家，對各國的政治難民張開它的雙臂。弗利德在布拉格突然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寧靜、單純的藝術創造的衝動、深層的藝術哲學的探索和藝術教育與心靈塑造和釋放關係的研究，這所有的一切，構築了她的世界，這也是人類探索本能的一個部分。她似乎感到，假如離開這個世界，她的存在本身都會存疑。雖然她知道危機沒有消失，她依然參加一些討論，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甚至有很大危險的工作。但是，她的激昂已經不復存在。三十六歲的弗利德，在疑惑中試圖認清自己。

　　走進布拉格，弗利德的藝術風格突然變化，她離開新潮，離開包豪斯的結構主義，離開所有高調的形式，回到淳樸的畫風。她全神貫注地開始大量的繪畫創作：風景、人物、靜物，常常帶有裝飾風格。她似乎要通過這些繪畫中清純的美，來救贖和尋找本原的自我。納粹在毀壞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覺的生活最本質的東西。堅持屬於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質和追求，是她的個人抗爭最核心的部分。對她來說，假如放棄了這一切，納粹就已經成功。

　　在繪畫的同時，她熱忱地投入了對難民兒童的藝術教育。她已經不能放棄在維也納開始的藝術教學實驗。那是她的專業。她以前一個學生、也是幼兒教師，不久加入了她的工作。後來，弗利德為孩子們的作品舉辦了展覽。她的教育顯然是成功的，她讓人們看到，那不僅僅是一些美麗的圖畫，同時還呈現了孩子們的內心。

　　她的朋友希爾德回憶說，弗利德和孩子們是如此融洽。希爾德最喜歡聽弗利德講孩子們的事情。有一次，一個孩子問弗利德，教堂是什麼呀？弗利德回答說，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說，您說錯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還有一次，一個孩子對弗利德說，我能和您談談嗎？弗利德說，可以啊。就請她在自己對面坐下。過了一會兒她問，你要談什麼啊？孩子說，我就這麼坐坐行嗎？孩子其實就是想靠近她，和她待在一起。她的精神家園擠進了一群孩子，他們共同在創造和建設這個家園。

　　同時，她讓自己也回到原來的建築和工藝設計的軌道。她和維也納設計領域的朋友們聯繫上，又開始新的合作，不僅設計紡織品，還參與公寓翻新的建築設計。她和住在維也納的父親也聯繫上了，因此得知，自己的姨媽和她最小的兒子巴維爾·布朗德斯（Pavel Brandeis）一起住在布拉格。這時的弗利德，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親情的撫慰。她喜出望外，通過布拉格的猶太人中心找到了他們的地址。這個偶然的相會，為她的生命帶來了一個新階段。她和巴維爾相愛了。

　　1936年4月29日，三十八歲的弗利德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多年孤獨的長途跋涉之後，如今，在每天路途的盡頭，終於有了一盞專為自己點亮的暖暖燈光，朦朦的窗簾後面，有了一份單純的感情和期待。弗利德在青春時期為愛情燃燒的熾烈熱情，突然又回來了。但是，她已經無法得到自己長久夢想的孩子。她婚後有過一次懷孕，但是流產了。她失去了最後一次做母親的機會。

　　無疑，她是幸福的，卻偏偏是在一個殘酷的年代。每一個如弗利德這樣熱愛自由的人，都仍然會有不斷的、類似的內心掙扎。是不是應該扔下一切去投入直接的戰鬥，是不是還繼續有權力尋求自己的個人幸福？是不是還可以堅守自我？是不是還能因循自己的本能，繼續構築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這些問題從她剛剛踏上布拉格的土地，就已經出現。她甚至和做心理專家的朋友探討過。朋友告訴她，她時時在追尋著屬於自己的那份幸福，那並不是一個罪惡。

　　最終，她只能順著自己的本性和直覺去做。當西班牙內戰爆發的時候，她周圍的朋友都在準備去參加戰鬥，她也想過要去，可最後還是決定留下來，陪伴她的丈夫，盡一個妻子的責任。

　　並非只有弗利德憑著自己的本能，理解自由的藝術思維對人類進步的意義。在1937年7月，有兩個藝術展在慕尼克開幕。一個在最知名的慕尼克藝術博物館的主要畫廊，展覽名為「德國藝術的偉大展出」。另一個畫展的展出場地在倉庫，主題是「墮落藝術展」。通過這樣「黑畫」的具體展出，希特勒試圖讓民眾知曉，什麼樣的藝術思維，將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會所容忍。在「黑畫展」開幕的那天，希特勒發表演說，「藝術領域混進了外行，今天他們是現代的，明天他們都將被遺忘……」。可是，多年以後，第一個展廳的畫家已經被人們忘記，而那個「黑畫展」的作者，包括歐托·皮克斯（Otto Dix），恩斯特·魯德維格（Ernst Ludwig），奧斯卡·舒爾曼（Oskar Schlemmer），喬治·格勞斯（George Grosz），恩斯特·巴萊克（Ernst Barlach）等德國印象派畫家和一些德國的猶太人畫家等等，他們每一個人，都在今天被人們記住和重新認識。

　　1938年3月，德國佔領奧地利。義大利、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都站在了納粹一邊。1938年9月，德國和英國、法國、義大利一起簽訂的「慕尼克協定」，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領土。六個月內，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領土，已經在納粹的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已經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國家。納粹在歐洲開始公開迫害猶太人。1938年11月9日，德國納粹在一個夜晚，廣泛地襲擊猶太人，無數猶太人擁有的商店被搗毀，玻璃櫥窗被砸碎，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維也納也傳來消息，弗利德當年設計的作品，不論大小，幾乎被盡數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進一步逃亡的準備，周圍是一片驚慌的氣氛。不論是已經逃離，還是在準備逃離，朋友們都關心著既是猶太人又是知名藝術家的弗利德，告訴她必須儘早離開。

　　可是，人們發現，所有這一切噩訊對弗利德幾乎沒有影響。她仍然在忙著她的繪畫和兒童藝術教育。辛格已經逃到倫敦，來信希望她也去倫敦；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給她寄來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證書；而她手裡持有隨時可以離開的護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個：逃亡對她的丈夫巴維爾已經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護照了。就像當初沒有去西班牙戰鬥，現在她沒有離開步步逼近的危險，只是循著自然也是必然的選擇，她要和深愛著的丈夫留在一起。她堅守的是自己的一個世界。她沒有清晰高揚的目標，只是順從自己已經成為本能的邏輯。而這個邏輯的形成，是她這些年一步步曲折來路的結果。

　　藝術本身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探索。弗利德作為藝術家，常常在尋求一張作品，或是一個設計最響亮的定格，但是，她一開始就知道，生活是遠為複雜的，她難以高調。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如何面對他人、面對自己，是弗利德內心永遠無法掙脫的困境，她一生都在對自己發出疑問。

　　這一年，1938年3月，她這樣寫道：「我的藝術生涯曾將我一千次地從死亡中挽救出來。通過勤勉實踐的繪畫，我才補償了自己不知來源的罪惡。」這種感覺是弗利德一生的主要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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