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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楊家坪(2)


  「神慰」的開創

  每個特拉普派修道院的發展都是在另一個「母修院」的基礎上「分產」出來的。一般的修院社群都不太大,修士達到一定數量,他們就會派出幾個修士,在原來修院的財力和精神支持下,選擇一個遙遠的荒原,從零開始,「分產」出另一個修院社群來。我們的朋友弗蘭西斯所在的聖靈修院,就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從肯塔基州的修院「孵化」出來的。所以,他們都習慣於開創期的艱辛。記得弗蘭西斯告訴我們,他們的開創者來佐治亞州的時候,面對一片荒原,無從下手。遵照教規,他們最終必須達到自給自足的生存。於是,他們就給當時的佐治亞州農業部寫信諮詢。修士們寄去了聖靈修院的土壤樣品,希望農業部給他們一些建議:這土壤適宜於什麼樣的農作物。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燒磚。

  然而,楊家坪對於習慣艱苦創業的特拉普派修士來說,還是格外艱巨。他們在法國也有一個母修院,可是,他們不僅遠離法國的母修院,還遠離著自己的文化根源。儘管逐步有中國的天主教徒加入這個苦修教派的社群,參與開創,可是,對這樣一個亂石灘來說,人手總是不夠。第一任索諾院長,也是第一個踏上楊家坪的修士,他度過的正是最艱苦的一段。1887年他不再擔任院長,可以回法國了。可是,他堅持留下,直到在建院十周年時默默去世,第一個躺在楊家坪修道院的修士墓地裡。他走的時候很安詳。他看到,當年的亂石灘經過這十年,已經收拾出一小塊齊整的土地。一圈卷棚頂中國北方民居式樣的大四合院已經乾乾淨淨地圍了起來。院旁還開墾出一片豐產的菜園。當年那個由五名歐洲修士初創的修行社群,已經是一個擁有七十二名成員的大家庭,大多數為中國修士。這裡嚴格實行特拉普派的修行教規。他們依然是靜默,虔誠,勞作,遠離塵世。在索諾修士離世時,他辛勤參與開創的第一個中國特拉普派修道院已經初具規模。

  世俗世界往往不能理解修道院生活。在一千五百年前建立的「聖本篤規則」,其實在試圖制度化地尋求滿足人在精神、心智和體力之間平衡的方式。進入修院的都是在宗教上有虔誠追求的人,精神需求一般不存在問題。而宗教本身又是一門艱深學問,涉及哲學、倫理等等人類的本源和終極課題,充滿了窮其一生而不能解決的疑問。修院都有龐大的圖書館,涉獵的範圍很廣。這些研究課題和研究條件,都足以滿足人的心智需求。同時,為自給自足而設置的勞動,也在平衡人的體力活動需求。而特拉普派,更強調苦修,即在艱苦克己的條件下,淨化自己的心靈。所以,在世俗社會看來毫無趣味的修院生活,在世界各地,甚至在中國,都能夠吸引一些對精神有特殊需求的人,這並沒有什麼可感到特別奇怪的。

  我倒覺得,我們應該比別人還更容易理解修院制度,因為我們熟悉共產主義這樣一種理想。修院生活在實踐中,其實很接近共產主義理想中的社群生活。例如,他們共同擁有財產,勞動各盡所能,收穫按需分配。另外,他們的內部管理實行民主制度,具體生活中遭遇的大事小事,經常通過民主投票決定。長達十世紀以上的成熟的修院制度,給西方社會的制度文明,提供了一個連續性,保留了一份可貴的遺產。

  然而,修院制度和作為社會理想的某些制度的區別是,它具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它理解,修院生活,永遠只是極為有限的一部分人的生存方式。它不打算外延擴大,不向社會強制推廣,甚至根本不作宣傳。相反,它強調尊重個人選擇和個人願望。在特拉普派修院,新修士入院必須經過非常嚴格的培訓程式,目的是讓產生修行願望的人,在這個過程中,充分地瞭解修院生活的全部內容和價值。每一個階段結束,假如這個願望沒有中止,見習修士將有一個誓言,定出一個有限的進入修院的時間。這個發誓居留的時間,在每一次見習期結束時,逐步加長。直到最後見習期完全結束,如果決心已定,簽下一個終身誓言。即便如此,當一名修士最終改變個人意願的時候,他依然可以違背自己的終身誓言,離開修院。修院根據他逗留時間的長短,給他一筆錢作為這段時間的勞動報酬,讓他有條件安排新的生活。

  楊家坪修道院在十分穩定地發展。進入20世紀以後,他們不僅在原來的大四合院北面又接上了一個內院,還按照特拉普派修院的傳統,在院內建起了一個法國式的教堂。他們很珍惜自己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社區。和全世界的特拉普派修院一樣,教堂是他們精神的聚合點。因此,他們即使只有原始的滾木鋪墊的運輸方式,還是親手運來沉重的花崗岩,雕成一根根一米直徑的柱子,成為教堂券拱的砥柱。

  修士們終於有了自己的樂土。他們不僅在內院有自己的小花園,在一條條山溝裡,他們逐年清理亂石,栽下一片又一片的杏樹。春天粉黛的杏花繚繞著山谷,秋天修士們親手製作出當地最好的杏幹。他們有了自己的磚窯支援擴建的需要,又有了自己的牛欄羊圈,供應肉食和每天的鮮奶。菜園也在擴大,除了封凍季節,蔬果不斷……即使沒有那些舊日的照片為證,想像他們艱辛的開創之路,對於我們來說,都並不困難。因為,我們熟悉弗蘭西斯和他的聖靈修道院,還有他那些幽默、隨和、勤勞的修士兄弟。這是我們可靠的活的閱讀注解。

  楊家坪修院隱居深山,與世隔絕,只和教會還保持一點遙遠的聯繫。依據修院的自治原則,他們營造著自己儉樸自然並且基本封閉的生活。

  苦修院的毀滅

  可是,躲避革命與戰亂的特拉普派修士,尋覓到遙遠的東方,也並沒有尋到世外桃源的安寧。索諾修士去世僅僅七年,1900年,義和團風潮席捲中國,洋人洋教成為主要的攻擊和掠殺目標。雖然修道院是內向封閉的靜修之地,不同於任何教堂和傳教場所。可是,義和團民並不打算加以區別。修道院一度被大批義和團民包圍,形成對峙的局面。就在這個時候,索諾的繼任者,同樣是來自法國的范維院長,憂心如焚,急病去世。大批鄰近村子的中國天主教難民,在包圍之前逃進修道院。所以,內外對峙的,其實都是中國人。即使是修士,也幾乎都是中國修士。因為,在范維院長去世以後,這裡總共只剩下三名「洋人」。

  之所以義和團民沒有貿然進攻,是因為傳說院內有很強的防禦實力。幾天之後的一個清晨,修士驚訝地發現,包圍的義和團民突然在一夜之間盡數散去。後來,閉塞在深山的修士們,才逐漸聽說外面有關這場風波的整個故事,才知道外部局勢的轉變,才是他們獲救的根本原因。

  此後,他們經歷了將近四十五年的和平與安寧。那四十五年的中國,並不是一個安靜的樂土。這裡經歷了滿清王朝的終結,以及連年內戰。但是,這些都沒有波及隱居在太行深山裡的修道院。看來,他們出於宗教原因的遠離塵世的選址原則,得到了安全生存的結果。他們似乎又可以開始嘗試一個世外桃源的夢想。

  在這段時間,他們接待了一些難得的客人。他們一直有兄弟修院互訪的傳統。這個傳統延續至今。因此,在1912年,美國肯塔基州的一個特拉普派修道院長,也曾遠涉重洋,來到這裡訪問。而這位訪問者,正是來自我們的朋友弗蘭西斯所在的聖靈修院的「母修院」。也就是說,弗蘭西斯這個修院家族的先輩,曾經親眼看到過我們的這個中國修道院。

  同樣,楊家坪神慰院,也派出修士,到歐洲和北美的兄弟修院訪問。這時,他們才發現,他們已經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特拉普派修道院。當時他們有一百二十名修士,基本上都是中國人。按照他們的傳統,在1926年,他們也「分產」出了在幾百公里之外的另一個「子修院」——神樂修道院。這是他們的黃金時代。

  然而,遠離塵世的靜修之夢再一次被粉碎。這是一個深山隱地,可是戰亂中的中國,震波深入傳向每一條山溝。侵華日軍使戰火逼近太行山,並且終於佔領了鄰近的一個城市。第一個震動修道院的消息,是日軍在佔領這個城市後殺害了十幾名外國傳教士,其中有一名在那裡避難的特拉普派修士。那是1937年。日軍在附近的出現,使得楊家坪修院所在的地區,成為中日交戰的拉鋸地區。靜修的生活完全被打破。他們被迫與粗魯闖入這個封閉世界的各種力量周旋,被迫改變他們的存在方式,開始前所未有的求生掙扎。

  日軍進入過修院,帶走了僅有的幾名歐洲修士,關入在山東的集中營。他們幾經努力,輾轉通過歐洲教會聯繫上德國的教會,才營救成功,使他們返回修院。日軍在修院所在地基本上只是過境,整個修院的建築物得以保存,修士社群也沒有被驅散。可是,由於日軍在這個地區的出現,這個地區的性質改變了,這裡不再是遠離世俗的隱居處,而是成為軍隊常駐的抗戰區。他們在這裡第一次遭遇世俗世界的直接過問。問題在於,他們是一群特殊的僧侶。他們追隨著自己心中的上帝。可是,他們的生存方式並不被戰爭的任何一方所理解和容忍。

  他們進入了將近十年的特殊軍管期。私有空間,甚至生命和財產都沒有保障。在這段時間裡,他們幾次絕望,分批遣散修士,也有歐洲修士被強制離開。可是,他們又在一次次希望的驅動下,重新聚合。對於這些修士,這裡不僅是他們的家,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一土一石地清理,一磚一瓦地修蓋,這裡還是他們安放心靈的場所。他們在絕境中還有一絲希望,希望一切能夠熬過去。這樣的希望應該是合理的:戰亂總是暫時的,和平終將來臨。當硝煙散去,山谷裡留下的,總應該是寧靜。寧靜是恢復修行的前提,是修士們對生活的惟一奢求。

  他們熬到了世界大戰的終結,但是,內戰的硝煙又起。修士們沒有想到,他們熬過十分殘酷的十年,卻等來了一個更為殘酷的終結。1947年,楊家坪神慰修道院依然聚集著近八十名修士。其中有六名外國修士,四名來自法國,一名來自荷蘭,一名來自加拿大。他們成為這個中國特拉普派修道院的最後一批修士。這個修道院的故事成為法國革命消滅修道院的一個東方翻版。1947年,楊家坪神慰院被劫洗一空之後,付之一炬。數裡之外有一個農民,在目睹他認識的兩個修士被殺幾天之後的一個傍晚,看到天空血紅一片——一個興奮的士兵對他說,「楊家坪,我們把它點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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