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黃色的校車來了(3)_林達

橘黃色的校車來了(3)

　　五、黑白合校和白人流失

　　我去問我們的朋友琳恩和安琪。琳恩生長在西佛吉尼亞礦山小鎮上的白人窮人家，那是美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電影《礦工的女兒》的故事就發生在她家鄉附近，她自己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礦工女兒。我要她給我說說小時候的學校。

　　那是六十年代初的情況。琳恩的小學，就是鄉間的三間房子，兩個年級合用一間教室，教室當中是一個大煤爐。好在煤礦地區，有的是不要錢的煤。孩子們每天一人帶一個大土豆，放在爐子上烤著，就是中午的午飯。琳恩說，大煤爐成天燒著，孩子們小臉小手成天都黑乎乎的。學校離家不遠，每天孩子們自己走來，不過從她家到學校有一個下坡，冬天滿地是雪，非摔跤不可。她乾脆到這兒就一屁股坐下，順坡滑下去。可是坡底下就是一條小溪流，冬天也不上凍。比她大兩歲的姐姐，每天先滑下去，然後做好一個老母雞的姿勢，把滑下來的妹妹擋住。有一次沒擋成，她就一下子滑進溪流，坐在冰水裡，到學校後在爐子邊站了半天才把褲子烤幹。

　　說起這些，五十一歲的琳恩一臉的懷念。我問，你們學校有黑人同學嗎？

　　沒有，一個也沒有。這個礦山地區，有一小半工人是黑人。黑人聚集在一起居住，他們有自己的學校。黑人的孩子從不和白人孩子來往，黑人的學校和白人的學校從不混淆。

　　那麼，後來呢？琳恩說，後來這個小學校就廢棄了，同樣簡陋的黑人學校也廢棄了。在另外的地方蓋了更好更大的學校。那時候，從家到學校的路就遠了。可是琳恩說，我們有校車接送了。

　　我問，黑白合校以後好嗎？琳恩說，對我來說，很好，因為我母親從來就教導我們，不能看不起窮人，也不能看不起黑人。你們的媽媽就是窮人，任何人看不起窮人，看不起黑人，就是看不起你們媽媽。但是，黑人同學大多有一段艱難的日子，因為他們是少數，他們的考試成績普遍差一些，他們的習慣和舉止和白人有所不同，有些教師和同學對待他們很蠻橫粗魯，欺負他們。黑人同學普遍感到膽怯、孤獨。這對於一個孩子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不過，過上幾年就越來越好了。琳恩說，等到她的四個女兒上學的時候，黑白合校已經完成。她的女兒有黑人小朋友，誰也不會感到奇怪。但是，她說，與此同時，美國公立學校的教育普遍趨向自由化，黑白合校以後，教師在用紀律懲罰性地約束學生方面有更大的顧慮，甚至不再約束，導致過分放縱學生，教學秩序不能保證。這些是現在有孩子的美國人非常擔心的事情。

　　我問安琪：「那麼你呢？你小時候是怎麼上學的？」

　　安琪生長在南方小鎮的白人大家庭，是地方上富有且受人尊敬的士紳人家。她今年四十歲，剛好是「黃燈轉成綠燈」時候上的小學。安琪卻不好意思地咕嚕了一句。

　　我沒聽明白，正要再問，琳恩在旁邊開她玩笑了：「人家是有錢人的孩子。」我立即明白了，安琪說的是：「我上的私立學校。」

　　這就是黑白合校進程的另一方面。美國的黑白合校，是為了實現教育的平等而作出的努力。但是，教育一天也不停頓地影響著千家萬戶，影響每一個孩子。不僅影響教育狀態得到改善的黑人，也影響原來比較穩定的白人。使用校車把黑白學生運到一起，實現公立學校黑白合校以後，普遍提高了原來黑人學校的水準，但是也降低了一些原來白人學校的水準。更為現實的是，家長不再是想讓孩子上哪個學校就能上哪個學校，而是報名以後由學區來統一分配學校，以保證黑白合校。家門口的學校不能上，要到很遠的地方去上學，成為一種常見現象。

　　教育對人的一生影響實在太大，誰也不敢對子女的教育掉以輕心。即使是支持黑白合校的人，有時候也不得不採取別的做法來保證自己孩子獲得令自己放心的教育。很多家長就像安琪的父母一樣，把孩子送往私立學校。私立學校普遍要求家長更多地參與對孩子的教育和管束，家長更放心一些。我問安琪：「私立學校很貴嗎？」是的，很貴，安琪回答。

　　等到安琪的兩個孩子上學的時候，她和丈夫採取的辦法是搬家，搬到較好的學區，能夠分配到較好學校的地方。為此，他們搬了兩次家。為孩子的教育而搬家是一種普遍現象，大多是白人。佛吉尼亞首府里士滿市，在十餘年時間裡白人學生只剩下一半。這種情況，被稱為「白人流失（White flight）」。

　　六、科爾曼報告

　　說到美國的公共教育，有一個人的名字不能不提。這個人叫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

　　話要從1964年說起。1964年是美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通過了醞釀已久的新的民權法案，奠定了全面廢除南方種族隔離制度、實現種族平等的法律基礎。這時，最高法院宣佈公立學校黑白分校制度違憲的布朗案裁決已有十年，黑白合校的過程還在以「審慎的速度」進行之中，而全國範圍內，黑人兒童的教育條件和水準究竟如何，有沒有值得政府和社會注意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問題，人們並不是很清楚。因此國會在1964年民權法第四條中提出，要對公共教育制度各個層次作出專門的調查，調查不同種族、膚色、宗教等平等教育機會的問題，以便在調查基礎上，形成有針對性的公共政策。這一調查任務落到了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社會學教授科爾曼的身上。

　　科爾曼教授帶著一班人，收集了美國各地四千個學校六十萬個學童的資料，這是教育領域所做的規模最大的調研。然後，他們關在一家旅館房間裡，進行了三個月的分析。1966年，在國會規定的期限前，科爾曼向國會遞交了《關於教育機會平等性的報告》。這就是社會學史上著名的科爾曼報告，它被公認為20世紀社會問題研究的最重要的報告。

　　這個報告的研究結論，出乎了科爾曼自己的意料。

　　在此以前，人們只知道，黑人兒童的文化教育水準相對較低，而且越往後差距越大。科爾曼和大多數人一樣，都以為這種差距主要是學校的物質水準和條件造成的。調查結果卻發現，原來的黑人學校和白人學校，在校舍、設施、教師工資等有形條件上的差距，並不像以前想的那麼大。而且在分析學童學習水準的因果相關性以後發現，造成黑人兒童學習水準低的原因，主要不是學校的有形條件，而是學校的社會構成，即學童的家庭社會經濟背景。

　　科爾曼發現，如果一個學校裡大多數學生是經濟比較穩定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兒童，那麼所有學童，不管是白人還是黑人，都表現出比較好的學習成績，而全是窮學生的學校，學生的成績就普遍較低。在黑白合校而大部分是白人學生的學校裡，黑人學生的學習比在全是黑人的學校裡好。他還發現，學生的家庭背景和學習成績有很強的相關性。

　　那麼，學生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怎麼會影響到他們的學習的呢？科爾曼研究發現，黑人和其他弱勢少數族裔，如拉丁裔和印第安人，相比白人中產階級，缺乏一種改變和控制自己前途的自信，科爾曼名之為「自我評估（self-esteem）」。受種族膚色等因素造成社會地位的影響，這些處於弱勢的學生，自我評估比較低。也就是說，他們覺得環境過於強大，不可能通過教育改變他們的人生，他們對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覺得沒有盼頭，學習的「士氣」就比較低，從而造成學習成績較差，而且差距越往後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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