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四十年的道歉(3)_林達

遲到四十年的道歉(3)

　　可是四十年前的那個夏天，這樁謀殺案尖銳地把問題挑開了：白人殺了黑人，你同意依法判處白人死刑嗎？假如同樣的證據證明是黑人殺了白人，你還會裁定被告無罪嗎？法庭上的十二名陪審員是隨機抽樣而來的普通麥迪森公民，他們被看作是麥迪森縣的、佐治亞州的甚至是南方這幾個州的白人民眾的象徵。於是平時只是隱隱約約存在的這種對生命價值的不平等看待，這種對大多數人來說，幾乎是一個個人隱私式的觀念，終於在1964年的夏天，被毫無遮攔地公之於世。

　　沒有一個人、一個地區，是願意輕鬆面對自己的惡行、面對自己鑄成的不可挽救的大錯的。時間越久，事實就越清楚：培尼中校被殺，正義卻沒有伸張，責任在麥迪森所有的人身上。四十年來，背負這個歷史重負，感受最沉重的，也就是這個麥迪森縣。在一本本歷史書中，都清清楚楚地記載著，在1964年夏天，是麥迪森縣的陪審團，在法庭上判定殺人的被告無罪。

　　隨著時間流逝，老一代的麥迪森人不願意提起培尼案，新一代的人在漸漸忘記。美國歷來非常注重在歷史遺址立一塊小小的紀念牌的。可是，在麥迪森縣的培尼遇難地，卻什麼都沒有。

　　我們幾次在開車經過寬河大橋的時候，不由自主談到培尼中校被殺案，我們問自己：「為什麼這兒還沒有豎起一塊培尼中校遇難地的紀念牌？」我們也這樣回答自己：「也許，麥迪森縣還沒有等到卸下歷史負擔的那一天。」

　　當我們拿到這張報紙時，我們知道，這個縣走出歷史陰影，以新的面貌站起來的時刻終於到來。

　　四十年以後，一位南方口音、名叫坎達拉的雅典市白人女子，閱讀了這個故事。她的丈夫正在競選今年雅典市的市政委員，這個家庭是當地主流社會的一員。她讀到，殺死培尼中校的兇手，和她一樣，同是雅典市的居民，其中一個還活著。她還讀到，培尼中校不僅和她的父親一樣，是「二戰」老兵，還是一個熱愛家庭的丈夫和三個孩子的父親。培尼中校被殺的時候，他的孩子們分別是五歲、十歲和十三歲。坎達拉還讀到，培尼中校的女兒琳達說，她清楚地記得，她的媽媽對她說，自己的感覺是那麼奇怪，為什麼丈夫沒有倒在

　　「二戰」期間和日本人作戰的菲律賓戰場，卻會在和平時期，倒在了自己國家的土地上。而培尼中校最小的兒子，當時才五歲。和父親同名的小培尼，今天是一個飛行員，他說，「我們一直都明白，那裡的人們並不都贊同KKK，我們是對KKK感到憤怒，而並不怨恨那裡的白人」。

　　坎達拉被震動了。她問了幾個當地的年輕人，他們卻不知道這段故事。於是她對自己說，這是我們這個地方的一個污點，我們應該把它洗去。終有人要站出來，去為歷史做些什麼，也許，這個人就是我。因此，在我們買回來的這張報紙上，我們讀到，當天在麥迪森縣，離培尼中校遇害處最近的一個黑人教堂裡，坎達拉將舉辦培尼中校的紀念音樂會。

　　我們去了。和我們的鄰居鄉親一起，滿滿的一教堂人，幾乎擠得坐不下。三分之一是黑人，三分之二是白人，還有我們兩個亞裔。有一位白人老人，已經那樣地衰弱，幾乎在輪椅上都坐不穩了，推著輪椅的是幾乎同樣衰老的白人老太太。他們緩慢艱難地走向大門，年輕人連忙上去相扶。兩位老人面容認真虔誠，令人震動。音樂會請來了白人的樂隊，也請來了黑人的樂隊。有節奏感很強的黑人教堂歌曲，也有最土氣的美國白人鄉村樂隊。這裡的黑人教堂歌曲仍然保留著幾百年前黑人從非洲家鄉帶來的風格，時而節奏強烈，聲震屋宇，時而悠遠傷感，懾人心魄。他們是南方最保守的浸信會成員，在上帝都可能覺得太刺激耳膜的強烈樂聲中，他們迷醉地一遍遍重複歌頌著「哈利路亞」。

　　白人大多穿著保守，舉止拘謹。一開始，大概還不習慣黑人教堂的風格，還是默默安靜地坐著。黑人牧師招呼他們：「一起唱起來跳起來啊，別忘了這可是教堂！」可是，白人的教堂多為莊嚴肅穆的風格，走進教堂，他們比平時的自己更安靜。在這個時候，上來了一個穿著粉紅外衣，又矮又胖的黑人老太太，我以為她一定是走錯了才上臺的。可是她一開口，歌聲飽滿純淨，

　　一下子感染了所有的人。她在台上邊唱邊舞，時而高亢，時而低吟，她似乎是隨心所欲地邊說邊唱，像是一個女神，又像一個女巫。她也不需要預先寫好的歌詞，她的歌詞就是她和在場所有人的對話，也是和上帝的對話。她一遍一遍地重複，似乎可以無窮無盡，所有人卻都像中了邪一樣，隨著她唱起來，一遍又一遍。很多人也坐不住了，站起來手舞足蹈。直到所有的人都成為她的和聲部。她從臺上唱到台下，到最後似乎只是在哼哼唧唧地跟自己說話，人群卻完全被她迷住了，歌聲變得狂熱，似乎要衝出屋頂去。直到她最後舉起雙手表示結束，人群一起爆發出歡呼和掌聲。

　　當地黑人兒童的聖歌合唱團朝氣蓬勃，充滿著活力。這種風格的童聲合唱團，在美國的幾乎所有黑人教堂裡都有，他們有非常鮮明的黑人文化特色。四十年前，培尼中校必須在夜間才敢穿越南方，而且他最終也沒能活著穿越出去。這個教堂的黑人牧師說，他當時還小，消息傳來，他的父母嚇得不知如何是好，慌張得像鴕鳥一樣，用油漆把窗子都刷上了漆。而今天，在他的教堂裡，麥迪森的黑人孩子們放聲歌唱，目光純淨，充滿了自信。我回轉頭，向身後的一名白人婦女微笑了一下，她也笑了，眼中卻淚光閃閃。

　　就如同當年麥迪森縣十二名陪審員的背後，是南方白人普遍的種族歧視立場；四十年後的今天，麥迪森縣紀念音樂會的背後已是一個新生的美國南方。

　　四十年過去了。鄉親們聚在一起，把他們久久背負的歉疚說出來。他們認為，今天南方的變化，不是黑人勝利了，而是所有的人都勝利了，我們都走出了褊狹，超越了自己的局限和族裔的樊籬。

　　我們排在耐心的隊伍裡，等待在一本紀念冊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這個紀念冊將送給培尼中校的孩子們，這是新一代的麥迪森人，向培尼中校的家庭，為他們的父輩作出一個遲到了四十年的道歉。我們在英語姓名之後，還簽上了中文，讓他們知道，在今天種族融合的新生的麥迪森縣裡，還包括了我們這樣的外來亞裔。

　　麥迪森縣的白人首席法官來了。還有一位其貌不揚的矮個黑人，是佐治亞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特地從亞特蘭大趕來。他告訴大家說，四十年前，他只有十七歲。培尼案的消息傳來，父親把他和正在空軍服役的哥哥叫到一起，對他們說，培尼中校被殺死了，正義卻沒有得到伸張，我們應當從這樣的事件中吸取教訓。我們不能訴諸仇恨，我們要懂得如何尋求公正。他的父親經營保險業，以前希望他能夠繼承父業。可是就在那一天，他決心進法學院做一名法官。他說，沒有培尼中校，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這次紀念音樂會上得到的捐款，將用於在培尼中校被害處樹立一塊紀念銅牌。

　　我們走出來，在夕陽之下，回望這個謙卑的鄉村教堂，想起坎達拉在音樂會上說過的那句話：

　　我們今天聚在一起，不僅是在見證麥迪森縣的歷史，我們是在創造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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