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四十年的道歉(2)_林達

遲到四十年的道歉(2)

　　按照規定，案子在案發地審判。這個默默無聞的南方小縣的縣城，突然因開審一個全國大案而一夜出名。離我們家只有三英里的小鎮上，近百名記者從全國各地蜂擁而來，把小鎮中心最漂亮的一棟古老紅磚樓房，團團圍住。那棟建築物是縣法院。現在，法庭已經在幾年前搬離，紅樓還站在老地方，今天走進去，還可以看到原來法庭的佈局依舊，陪審員的木椅子已經搖搖欲墜了。站在積著塵土的空曠大廳裡，真是很難想像，四十年前這間普通的屋子，曾經是全美國關注的中心。

　　看上去，這只是一個兇殺案，可是在當時，大家都明白，這是一個KKK的謀殺案件。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南方，大家預料，這會是一個特別的、「政治氣氛濃厚」的刑事審判。

　　法官斯凱爾頓是一個參加過「二戰」的軍官，還是一個前檢察官。是一個公認的「非常好、也非常傑出的紳士」。在開審前，在他寫的二十七頁對大陪審團的要求中，特地寫了要求陪審員放下偏見的條文，「本法庭保護進入法庭的所有公民的權利。不論他是窮是富，不論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不論他是黑人還是白人，是紅種人還是黃種人」。法官要求陪審員放棄一切偏見，「平靜地」權衡證據，作出判斷。可是，在斯凱爾頓法官對大陪審團講話的時候，他也似乎是在向一個龐大的聽眾群演說，他表達了一些政治見解。甚至闡述了自己對新的《民權法》的反對意見，主要是在《民權法》中，為了保護弱勢群體，干預了業主歷來擁有的一些權利，這在有著悠久自由經濟傳統的美國，是特別引發爭議的。他認為這樣的立法，「將是葬送這個國家自由的一個開端」。斯凱爾頓法官對陪審員的講話很不尋常。似乎預示了，政治觀念、政治立場，始終無可避免地成為這場刑事審判的背景。

　　在今天，麥迪森縣的後一代，已經無法想像，怎麼可能發生如此荒唐的謀殺。那天晚上相遇的那三個白人和三個黑人，他們非親非故，無冤無仇，謀殺也沒有任何金錢利益的動機。在今天，新一代的麥迪森人，回頭去看，都說這是世界上最「莫名其妙」的謀殺。可是，被告的辯護律師赫德森是當地人，正如他在今天所說，這三個白人是KKK極端分子，在四十年前，「不僅他們的思維方式如此，還有很多人也是這樣的，雖然是錯的，至今仍然是錯的，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開審是在1964年的8月，檢察官請出的第一輪證人是和培尼軍官同車的兩個預備役軍人。他們講述了那個恐怖夜晚的經歷，可是，事發時，他們兩人都還在睡夢之中，驚醒後全力試圖控制車子，在黑夜中能看到的也很有限，因此，從「目擊犯罪」的角度來說，證詞不能「扣住」罪犯。

　　檢方的主要證人是為槍手們開車的蘭奇。由於蘭奇也是涉案者，在開審之前，已經在監獄裡待了幾個星期。在開審前，蘭奇臨到上陣的最後關頭，突然拒絕出來作證。他宣稱自己在牢裡待了三十天，失眠、精神上受到侵擾，情緒低落到極點，因此現在他可能不負責任地作證和簽字，所以不能出庭。證人葛斯塔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

　　經過檢辯雙方的反復爭辯，最後蘭奇和葛斯塔在調查階段對聯邦探員的交代，還是被法官斯凱爾頓同意呈堂。在美國憲法中，規定被告有權面對自己的證人。證人要當場宣誓說實話。可是，依據佐治亞州當時的一條法律，法官有權決定，這樣的書面證詞是否可以呈堂。這條容許「未經誓言證詞」的法律，後來被判定是違憲而廢除，這是後話了。可是，法官斯凱爾頓也同意兩名被告：梅耶和西姆斯，在法庭上不接受雙方律師詢問，只發表一個自己和兇殺無關的聲明。大概是對第一個決定的平衡吧。

　　這樣，蘭奇和葛斯塔雖然沒有出庭作證，可是當時宣讀的他們的交代證言，是合法的證據。

　　在結辯的時候，州檢察官對陪審員們說，他認為蘭奇和葛斯塔對聯邦探員的交代，是壓倒性的證據。他稱被告是「冷血謀殺者」，他試圖喚起陪審員們對這個黑人的惻隱之心。檢察官告訴他們，培尼軍官和他們是一樣的人，也會感覺痛苦，也渴望生活。培尼軍官對自己生命的珍視，和被告一樣，和陪審員們一樣，也和檢察官一樣。「紳士們，請拿出勇氣，做一個正確的抉擇。」「讓我們向世界宣告，他們從佐治亞州的雅典市跑到我們縣裡來殺人，我們麥迪森縣是反對的。向全世界宣告，這是錯的。」州檢察官提出要求判處被告死刑。

　　辯護律師赫德森的辯護焦點，是強調，他認為證人蘭奇的證詞是「被強迫提供的」，還指出心理醫生證明蘭奇有精神方面的問題。可是，另一名辯護律師達西，幾乎把辯護集中在挑起種族話題。他的結辯帶有極大的煽動性，甚至提到聯邦政府意圖陷害南方白人的謠言。他還對陪審員們說：「別讓人家說，我們麥迪森縣的陪審團是在把電椅變成一個祭壇，用我們人類成員的新鮮純淨的肉體，去滿足那些憤怒暴徒們野蠻未開化的、充滿報復心的欲望。」甚至多次提醒：「你們是白人的陪審團。」

　　是的，十二名陪審員全部是當地的白人，如果放到今天，也就是我們的鄰居們。據說，他們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KKK成員或者是KKK的同情者。不到四個小時，陪審團就作出了「被告無罪」的裁決。

　　由於此案發生在1964年《民權法》生效後的第九天，所以雖然對謀殺罪的起訴失敗了，但有了這個法，聯邦政府就能夠以違反聯邦《民權法》的名義再次起訴。對雅典市這兩名嫌犯侵犯民權的再次起訴，是在案發將近兩年之後。

　　在1966年6月的這次聯邦審判中，還是借用了麥迪森縣的同一個法院大樓，同樣還是當地的白人陪審員。這一次，梅耶和西姆斯，被定罪，分別判處十年的刑期。

　　在培尼案的謀殺罪審判中，證人拒絕作證，在當時是可以預料到的，當地白人民眾普遍有種族歧視觀念，證人必然會感受民眾的壓力。即使證據充分，陪審團作出「被告無罪」的裁決，也仍然是可以預料的。在陪審團開脫證據確鑿的謀殺罪的背後，是四十年前當地南方白人的一個很普遍的立場：他們不認為一個黑人的生命和一個白人的生命是等同的。這個立場是一種隱隱約約的觀念，平時他們不必作出聲明和表態張揚，他們甚至可能都沒有清楚地問過自己。這個問題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並未出現，即使在四十年前，因極端反對種族平等而要出去殺人，還是極為罕見的事情。絕大多數的南方白人民眾勤勤懇懇勞動，他們是善良的，也是守法的。他們有種族偏見，看不起黑人，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要去謀殺。相反，南方以治安良好出名，一向標榜「法律和秩序」。此案的兩名兇手都是有些問題的人，其中的西姆斯，甚至在等候《民權法》審判的時候，就因開槍打傷自己的妻子，已經坐在牢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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