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一百年前的故事(4)_林達

普利策：一百年前的故事(4)

　　新聞業恰是一個最典型地表達人性矛盾與衝突的行業。它在凸顯伸張社會正義的同時，並不能自然避免它的種種缺陷。它的虛榮和誇張、它過度的獵奇、它受大眾弱點的操縱。這就是新聞業的個性。看待新聞業，就像看待人一樣。你不能企求人成為天使，你也不能期待把新聞業徹底改造成為溫文爾雅的天使行業。事實證明，任何一個社會試圖扼殺新聞業先天的追獵本性，都是危險的，都會因此失去了社會自然產生和發展出來的自淨功能。

　　在普利策接受《世界報》七年半的時候，搬進紐約新的報社大樓。《世界報》當時驕傲地在報上列舉了他們的成就，其中包括：揭露了精神病院的黑幕使之得到改進；促使改善了賓夕法尼亞州礦工的工作條件；促使紐約州不再按照一項中世紀法律而關押欠債者；揭露一名共和黨參議員操縱總統競選；擊敗了大公司老闆提出的取消星期六休息半天的法律提案；揭露希爾頓將慈善院改建為大旅館的過程；揭露貝爾通信公司的欺詐；迫使紐約市敲詐勒索的典獄長被解雇；揭露阻止了路易斯安那州一家彩票公司一千萬美元的欺詐；使得一個隻被富人使用的花園向公眾開放；贊助和組織讀者捐款，設立為窮人服務的免費醫療所，等等。普利策提出對嬰兒牛奶品質嚴格管理、促進牛奶達到窮人也能接受的低價，在他努力了二十年後，美國才意識到這是政府的責任，才成立了食品藥物管理局。普利策經營他的《世界報》長達二十八年，這樣的努力從來也沒有停止過。

　　普利策作為一個傑出的新聞人，他和他的報紙，始終在揭露社會陰暗、政府黑幕，在奸商、政府官員、政府公職人員的劣跡後面緊追不捨。自己卻不但安然無恙，還在迅速發展壯大。1908年，普利策已經六十一歲，他的主編懷疑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的政府在操作巴拿馬運河開發的時候，有貪瀆行為，於是在報紙上提出質疑。結果，儘管《世界報》的這一行動，普利策事先並不知情，但他本人和他手下的總編和一名編輯，還是被盛怒之下的羅斯福總統起訴誹謗罪，告上法庭。由於這個案子，開始了整個新聞界對巴拿馬運河操作的調查，種種疑點在暴露出來。

　　這項起訴持續了將近兩年，直到羅斯福總統下臺，新上任的總統塔夫特仍然堅持繼續這一起訴。在《世界報》主編發出這一質疑的時候，手頭只有蛛絲馬跡而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因此，當時普利策和他周圍的人，都不知道最後法院是否會判他有罪。這時的普利策，已經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大家相信，根據他的健康狀況，只要是一進監獄，他毫無疑問會馬上死去。普利策內心其實也很緊張，可是，循著他的辦報理念，他又堅持要求他的《世界報》繼續對當任的塔夫特總統的政府作出犀利的批評。

　　這個案子最後成為整個美國新聞界與政府的對抗。因為對新聞界來說，假如一張報紙批評政府，政府就可以動用國家力量來起訴報紙，如果定了「誹謗罪」的話，報紙以後還怎麼生存？最後法院宣判普利策無罪。普利策松了一口氣，總算他不必死在大牢裡了。可是，他高興沒有多久，就有消息傳來，剛剛在非洲打獵殺了獅子的希歐多爾·羅斯福，捲土重來。羅斯福咽不下這口氣，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1911年的新年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致裁決，駁回了希歐多爾·羅斯福的上訴，這場官司終於落下帷幕。

　　普利策自己並不滿意。他認為，由於關鍵檔被銷毀，巴拿馬運河操作一案的內幕最終沒有完全揭開。普利策認為，假如案情揭開，還能夠證明自己的報紙報導屬實，根本不存在誹謗問題。可是，對整個美國新聞界來說，法院在審理的時候，認為不論報導是否屬實，羅斯福起訴的依據的基本推測就是錯的，就是說，不能認為這樣質疑的報導，就是「損害了美國的尊嚴」。這種思維方式，使得這個案子對新聞界的意義尤為重要。

　　十個月後，六十四歲的普利策去世了，茫茫大海上，他孤獨的遊艇緩緩降下半旗。

　　四

　　普利策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對新聞業是有反省的，他或許是從自己的負面教訓中意識到，沒有自我反省意識的新聞業也是危險的。遠在他去世之前，他就已經開始建議美國成立一所新聞學院。1904年5月，普利策在為《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們的共和國將與媒體共存亡。維護社會公德，需要擁有訓練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氣為正義獻身的智慧型報人，以及有能力、公正、具有民眾精神的媒體。否則，民眾、政府會變得虛偽而可笑。一個憤世嫉俗、唯利是圖，或蠱惑民心的媒體，最終會製造出一樣卑劣的民眾。塑造共和國未來的力量，掌握在未來的新聞記者手中。」

　　普利策在遺囑中，將兩百萬美元捐贈給哥倫比亞大學，用以建立一所新聞學院。其中五十萬設立今天聞名世界的普利策新聞獎。普利策說，他認為新聞業應該進步和得到提高，他說「這是一個崇高的職業，一個因其對人民心靈和道德產生影響的、無比重要的職業。我希望能夠協助吸引正直能幹的年輕人加入這個行列，同時也幫助那些已經從業的人們，讓他們能得到最高水準的道德和智力培訓。」在普利策眼中，新聞業是一個需要不斷認真研究的學問，也是一個需要不斷反省的嚴肅行業。

　　從傳播本身來說，在普利策的時代，還沒有經過衛星瞬間傳送的廣播電視這樣強有力的媒體。從社會環境來說，也沒有今天這樣的局勢。今天的媒體假如要煽動民眾的話，具有豈止當年的普利策們千百倍的調動力。新聞正在日日面臨新的課題。

　　今天的美國民眾在更多依靠一個自由開放的新聞系統，來抵禦媒體可能的煽動。他們儘量從不同來源獲取資訊，以判斷新聞報導的真偽，而成熟的行業競爭和淘汰，是新聞業品質的保證。每一個大大小小的報紙，都是一個獨立的分支，它們相互之間達到一個制約和平衡。來自外部的監督，不是政府而是讀者。讀者每人手裡有一份選擇的權利，假如你的報紙消息經常是虛假的，民眾就棄你而去，買別人的報紙去了。

　　1917年，普利策新聞獎第一次頒發。也就在那一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這個新國家由種種理想化的觀念出發，試圖由國家力量改造新聞出版業，只有被認為是「好的思想、好的言論、好的新聞」才發表。從實踐來看，這樣的新聞業卻是死氣沉沉，失去了新聞出版業的靈魂。而社會也失去一個最重要的監督。新聞業被強勢操縱，也就同時放大了它可能的煽動能力。新聞業有它天生的弱點，假如由強力來掌控的話，其結果只能是兩種弱點的疊加。

　　寫到這裡，我驚訝地發現，今天恰好是普利策去世的日子。他在1911年10月29日去世，那是整整九十四年之前。他的經驗教訓已經是一百年前的故事了。

　　承認人有弱點，而且承認人的弱點不可能完全消除，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這樣的立論起點，給西方文化對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續不斷的努力，也把個人和社會，放在一個不斷反省的氛圍中。新聞業只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普利策以自己磕磕絆絆的新聞生涯，在提醒人們這個簡單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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