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總統和李將軍_林達

林肯總統和李將軍(1)

　　我們不是第一次到肯塔基州的萊克辛頓來，只是每回都是來去匆匆，只有這一次，悠閒地在市內逛了逛，逛出一些感想來。

　　肯塔基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位於南北之間，又可以算是「中西部」，是美國的「中原」地帶。美國建國初期，這裡還是邊遠蠻荒之地，那時的美國還沒有肯塔基州。後來美國向西開發，一個個的新州加入聯邦。那也是美國政治制度漸漸擴展的時代，下層豪傑在邊遠地區的地方政治中出頭露面的機會開始多起來。第一個靠戰功崛起的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就是從肯塔基南面的田納西州出來的。又過了二十多年，林肯和他的政敵道格拉斯，還有從道格拉斯的民主黨裡分裂出來的布萊肯利奇，就都是肯塔基州和稍北的伊利諾州的人了。政治中心在地理上從傳統的弗吉尼亞州和麻塞諸塞州往西移，政治舞臺則從少數精英圈子向下層平民降低。

　　我們走進一所學校。這是一所私立大學，很小，建築物極為典雅，環境幽靜之至，想來學費也一定貴得不得了。從校門口的一塊紀念標牌上得知，在1780年，肯塔基還未加入美國的時候，它就已經成立了。就是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大學，畢業生裡出了兩位副總統、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五十位參議員、一百零一位眾議員、三十六位州長、三十四位駐外大使。這番業績聽起來令人印象深刻，其實只是說明早期政治權力，還是一個不大的小圈子的遊戲，這是制度民主化之前的精英政治遺留的痕跡。

　　亞伯拉罕·林肯是制度民主化以後第一個真正具備平民特徵的政治家。他出生在肯塔基州的農舍裡。林肯的崛起，標誌著美國從建國初期共和國精英政治到民主政治轉變的完成。從此，民主政治家來了。

　　政治家，politician，有時候也譯成政客。中文裡，政治家是褒義詞，政客是貶義詞。英語裡，politician中性而有時略帶貶義。民主一旦完成，也就意味著傳統的政治家，statesman，轉變成民主政治下的politician，現代政治家和政客。在古典共和政治的時代，特別強調政治家的道德水準；在現代民主政治的時代，這種對個人道德的強調不僅是一種奢侈，而且失去了現實的操作意義。古典共和政治訴諸于道德，現代民主政治則訴諸於制度。

　　林肯出身農家，沒有機會受完整的正規教育，前面提到的那所大學，他是沒有資格進去的。他幹的是伐木工、店員、農莊幫工、擺渡工、土地丈量員。他沒有貴族祖上的余蔭，也沒有機會建立疆場功勳，他的惟一手段是競選演講。在一生無數次的競選演說中，他從不諱言自己出身卑賤，「這兒是謙卑的亞伯拉罕·林肯」，「如果你們選了我，我將萬分感激，如果你們不選我，我也同樣萬分感激。」美國南方牧場要用一種劈開的樹幹做圍籬，劈樹幹是最費力氣的粗活。林肯的支持者卻常在林肯演講的場所放一堆劈開的樹幹，以表明我們的候選人曾經是幹這種粗活的。林肯的兒子覺得不好意思，說現在滿世界都知道爹是劈樹幹的，林肯卻很樂意這樣。道理簡單得很，這樣就在感情上接近了下層民眾，而選票就在他們手裡。其實，那一系列的粗活，林肯並不擅長。他幹粗活只幹到二十一歲。林肯最感興趣的是政治，他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他搬遷到伊利諾州後，在地方小鎮上開始競選，二十出頭就選上了州眾議員，開始了他的政治家生涯。

　　後來的人們都說，林肯領導了美國人民廢除奴隸制的鬥爭。有一個傳說，說林肯在二十來歲的時候去了一次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奧爾良，在那裡的市場上，看到一個面目清秀的黑人少女正待出售。這個鏡頭刺痛了他，他發誓，有朝一日找到機會就要粉碎奴隸制。後世史家考證說，這多半是人們編出來的故事，因為從那以後，有整整二十年，林肯在自己的政治活動中，從來沒有下手打擊奴隸制。作為一個普通人，林肯是一個富於同情心的人，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毫無疑問，他在道德上痛恨奴隸制。可是他在奴隸制面前保持了沉默，因為政治家不得不尋找成功的機會，那時廢奴的時機還不到。林肯出生的肯塔基州，是19世紀前半葉美國國內奴隸買賣的輸出基地，肯塔基州的四分之一人口是黑奴，有大批肯塔基黑奴被賣到更需要勞動力的南方。奴隸買賣假如真的刺痛林肯的話，是用不著跑到新奧爾良的。我們在萊克辛頓參觀了林肯夫人瑪麗·塔德的娘家。塔德家就蓄奴。

　　1854年，國會在伊利諾州的參議員道格拉斯的活動下，通過了坎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這個法案取消了1820年在「密蘇裡妥協案」中規定的北緯36度30分以北不得蓄奴的法律。道格拉斯的理由是，是否允許奴隸制，應該是各個州的人民自己來決定，是「地方自治」，是「民眾自決」。他打的居然是一張「民主牌」。這個法案不僅激怒了廢奴主義者，也使北方大多數不願意和黑人共處的民眾感到憂慮。北方的大多數白人並不是激進的廢奴主義者，他們不喜歡黑人，甚至討厭、害怕黑人。根據新的法案，黑奴就可能向北方蔓延，影響北方白人民眾的工作和生活。這是美國建國半個多世紀後奴隸制迴光返照的時刻。林肯意識到了阻擋奴隸制的責任，他也看到：他的機會來了。1854年8月，林肯第一次在公開演講中譴責奴隸制。他說：我痛恨奴隸制，因為我確信這種制度是不道德的，是邪惡的。

　　從此以後，一直到1860年被選為總統，整整六年時間裡，當他面對北方民眾的時候，他就一遍一遍地在道德上譴責奴隸制，毫不諱言他痛恨奴隸制；而當他面對南方民眾的時候，他苦口婆心地解釋，他並不主張廢奴，廢不廢應該是各州自己的事情，他主張的是：不能讓奴隸制向北方擴散。他個人雖然痛恨奴隸制，但是他主張讓奴隸制自然死亡。

　　1858年7月10日在芝加哥——北方廢奴主義的大本營，林肯發表演講：

　　讓我們拋棄不同人種之說，不同種族之說，某種族更為低級故而必須置於一種低級地位，諸如此類的無稽之談。讓我們拋棄所有這一類的東西，讓我們在這塊土地上，團結如一人，直到我們能夠再一次站起來宣佈，所有的人生而平等。

　　兩個月後的9月18日，在南方查爾斯頓——蓄奴主義者的大本營，林肯發表演說：

　　我必須說，我不是，也從來沒有，主張以任何方式實行白人和黑人種族的社會及政治平等；我不是，也從來沒有，主張讓黑人也有選舉權，也能當陪審員，也能擔任公職，也能和白人通婚。

　　這兩場演講，都贏得了聽眾的熱烈鼓掌。什麼是林肯的心裡話？哪個林肯是真正的林肯？這樣的問題，只有在古典共和政治下，才是有意義的。在現代民主政治下，這個問題失去了操作意義。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導民眾的責任，更有追隨民意，籠絡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事實上，你已經不可能有把握地知道，什麼時候他是一個基於原則和道德說話的政治家，什麼時候他是一個權衡利弊說話的政客了。著名史學家理查·霍夫斯塔德認為，這是尋求民眾選票支持的職業政治家的正常表現。當然，即便如此，政治運作的這兩個部分如何側重，是否有一定的原則，依然能夠看出一個優秀的現代政治家和政客之間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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