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62)_林達

六二

　　可就是這送往蘭德公司的五角大樓檔，引出了後來的故事。

　　高度機密而流傳範圍極小的五角大樓檔，真正讀過的人寥寥無幾。除了項目負責人蓋爾勃以外，只有一個人是認真讀了的，這個人叫丹尼爾·艾爾斯伯格。

　　艾爾斯伯格是游離在美國政界、軍界和學界的一個所謂精英分子。在越南問題上，他是從鷹派轉變為鴿派的典型，最終成為一個熱情的反戰分子，扮演了「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的主角。他在五角大樓檔案中的遭遇和作為，典型地表現了在美國的權力結構下，一個普通人為了自己的理念和觀點能夠做的一切。要說明他為什麼會這樣做，還得從這個人說起。

　　艾爾斯伯格出生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芝加哥，父親雖然是工程師，卻在大蕭條中失業。因為父親必須尋找工作，他就隨父母到處搬家。他從小是一個有天賦而且表現出志向的人。六歲，他就能背誦林肯的蓋底斯堡演說，十幾歲時彈鋼琴就達到能夠和樂隊演奏協奏曲的水準。在學校裡他樣樣都來，籃球、跳水、跳崖、辯論、登山，也樣樣都出色。中學畢業，他就以優厚的獎學金進入哈佛大學，這些獎學金不僅支付他的學費生活費，甚至支付他每年回家探望父母的路費。這個國家為他提供了理所當然的機會。中學裡的同學夥伴公認，他是他們當中以後最有可能做出大貢獻的人。

　　在哈佛他學習和研究經濟博弈論。讀到畢業，他又得到威爾遜基金會的資助，去英國學習高級經濟學，一年以後回到哈佛完成碩士學位，碩士論文答辯得到了「優加」的評分。接下來拿博士學位幾乎是必然的了。可是他突然推遲了這個學習過程，志願參加海軍陸戰隊，要求服役兩年。

　　艾爾斯伯格隨軍隊巡弋海外，到過中東。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期，他剛好在中東，他就有機會第一次通過了最嚴格的安全背景審查。也就是說，他通過了「政審」，被確認為是在國家安全事務中完全可靠的人，這對他以後接觸最高級機密打下了基礎。在那個時候，這個一路順風而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是一個隨時願意響應號召為國獻身的愛國者。

　　當他從軍隊回到哈佛的時候，由於他的學術背景和從軍經歷，他得以參與了蘭德公司的半職研究工作。那個時候，蘭德公司是受雇於美國空軍的民間智囊機構。在完成博士論文以後，他於1959年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搬到加州，全職參與蘭德公司的研究。他經常被蘭德公司派到首都華盛頓，為國家的防衛政策提供諮詢。這個時候是他最春風得意的時候，也是他最自信的時期。

　　就在這個時期，美國在甘迺迪總統手中，漸漸地深陷于越南戰爭。艾爾斯伯格發現越戰問題大有研究之處。但對越戰的情況稍加瞭解，他就對形勢產生了焦慮，覺得越戰的前景很不妙，他想知道為什麼。幾年的工作，使他對國際危機的高層決策過程特別有興趣，他就想探究美國在對越政策上到底有沒有問題。為此，他要求把他派到越南去。這個時候正是1965年的春天，美國對越南北方大規模轟炸的所謂「滾雷行動」正在計畫之中，同時還計畫派遣更多地面部隊去南越。艾爾斯伯格在瞭解這些計畫的過程中，也主張實施這樣的計畫。這個時候，他是一個鷹派。

　　1965年，艾爾斯伯格初到越南的時候，他還是滿腔鷹派熱情。他作為Edward Lansdale將軍的特別助理，本來是去實行「太平村計畫」的。他在南越到處走動，接觸下層，廣交朋友，弄得軍方對他的安全大傷腦筋。他能雙手左右開弓使用手槍，也經常隨軍隊出動巡邏，雖說不上出生入死，卻也不是養尊處優。

　　正是這一段戰場上的親身經歷，使得這個狂熱的鷹派年輕人從此產生了懷疑：歸根結底，我們到底是為了什麼在這個地方動槍動炮呢？正因為他親自上過前線，又深入南越底層，他知道並且理解，南越遊擊隊的抵抗是為了把侵入他們家園的外國人趕出去。相比之下，他覺得很難為美國軍隊的參與提供正當理由。

　　因為他深入底層，瞭解真情，他也對當時軍方感覺良好的所謂「太平村計畫」表示懷疑。他親眼看到，所謂「太平村」根本就不太平，腐敗的南越官員製造一些假像，向美軍虛報成果，而美軍則自欺欺人地把這些成果再報告給華盛頓的國防部和白宮。他覺得，以往總統和國防部對越戰的看法是受了下面的欺騙，要是高層瞭解真實情況，就不會做出這樣的決策了。他想，他必須向最高層報告這裡的真實情況。為此他違反通常的報告程式，越級向國防部遞交了一份「揭示真相」的報告。但是，這一報告一點沒有產生期望的作用。

　　作為一個鷹派，他仍然和同事中的反戰派激烈辯論。這期間他曾經返回華盛頓，隨即又要求回到越南。1967年，他36歲生日時大病了一場，躺在曼谷的醫院裡，他左思右想，這是一次脫胎換骨的轉變，這只鷹開始變成鴿子了。他給友人寫道：「我如願地學到了很多，也學到了從內心深處為這個被蹂躪的越南著想，為它的孩子們，它的人民，他們的前途著想。」

　　我們也可以看到，反戰人士的思維出發點，和政治決策者的思維出發點，還是有很大的距離。這種距離其實反映了現實世界的許多無奈。這我們以後再聊。我們先回到艾爾斯伯格的故事。

　　這個時候的艾爾斯伯格，雖然是文職人員，工資卻相當於一個將軍。他的教育背景使他一旦認定了一個道理，就應該為這個道理去做事。他回到蘭德公司不久，1967年下半年，由於他的專業訓練、經歷和才能，他以蘭德公司雇員的身份，參與了越戰歷史專題組的工作。這個時候，他在工作中已經不再掩蓋他的鴿派觀點，他經常和人爭論，經常參加各個層次的討論會，在會上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發表對越戰的看法。這種反戰的立場並不妨礙他參與越戰歷史專題組的工作。事實上，專題組為了達到麥克納馬拉要求的「包羅萬象並且客觀」，故意地網羅了不同觀點的人才，既有鷹派，也有鴿派。

　　1968年大選，艾爾斯伯格希望新當選的總統可以對越戰決策做出重大轉變。那年是共和黨的尼克森當選，他上任以後新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要蘭德公司分析一下美國對越政策的所有可能的選擇。蘭德公司的頭頭推薦了艾爾斯伯格。艾爾斯伯格為基辛格起草了一份方案清單，然後花了四天時間給基辛格分析所有這些方案的利弊。這份清單因為要全面，就包括了所有可能想到的方案，從一個極端：向北越扔一個核彈；一直到另一個極端：美國單方面從越南全部撤出。艾爾斯伯格向基辛格推銷的想法是，美國必須爭取通過和平談判來結束越南問題。基辛格把這個方案清單轉交給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時候，卻剔掉了從越南全部撤出這一方案。

　　艾爾斯伯格還不死心。基辛格要求提供一份反映美國政府各機構，包括軍方、中央情報局、大使館等各路人馬對越戰的觀點，艾爾斯伯格十分賣力地交給他一份報告，長達1000頁。基辛格將艾爾斯伯格秘密召到首都，要他概述這一報告，以便向總統傳達。可是，艾爾斯伯格的觀點，像泥牛入海，無聲無息。尼克森主政的美國，仍然深陷越戰之中。

　　1969年春，艾爾斯伯格回到蘭德公司，這個時候，五角大樓檔剛好完工，油墨未幹，就送到了蘭德公司。沒有什麼人對這樣龐大冗長枯燥零碎的檔彙集產生興趣，卻正中艾爾斯伯格的下懷。他原來就參與過這個計畫，對檔有所瞭解，卻沒有讀過全文。這些年來，他一直關注這個問題，並且具備透徹瞭解越戰歷史的經驗和背景，更重要的是，他深深地沉浸在為國家結束這個戰爭助一臂之力的使命感之中。艾爾斯伯格利用在蘭德公司護送和保管五角大樓檔的機會，拿出學者的勁頭，苦讀這套文件。

　　對五角大樓秘密檔的研讀，使艾爾斯伯格徹底完成了從鷹到鴿的轉變，從此以後，他成為一個狂熱的鴿派人士了。以前他對越戰的質疑還集中在美國的國家利益，主要立論是美國在越南遭受挫折的軍事捲入是不可能成功的，這是一系列錯誤的決策。現在，他的反戰立場更多地集中在這場戰爭對越南和美國造成的人道災難和社會問題。

　　這個一向自信的人，當然不會無所作為，他覺得自己應該有所動作。可是他能夠做什麼呢？最直接地向行政決策者發表觀點，他已經做了，似乎沒有起作用。他和蘭德公司幾個觀點相近的鴿派人士談起來，為此十分氣餒。論關係，蘭德公司是受政府部門的委託搞諮詢研究，國防部是他們這些精英智囊人物的「客戶」。可是現在，他們研究的結論似乎沒有受到「客戶」的注意。「客戶」居然不重視他們。接下來怎麼辦？最簡捷的辦法，走向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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