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52)_林達

五二

　　所以，傑佛遜甚至推導出這樣的想法，每一代人都應該修正憲法，讓憲法符合新一代活著的人的需要。傑佛遜甚至對人的壽命進行一番計算以後，推算出修正憲法的時間是大約每隔20年。

　　傑佛遜因此在給亞當斯的信中說，「代代相傳」不應該過多考慮「檔交接」。

　　區分人的自然權利和民事權利，是傑佛遜這一番思考的核心。傑佛遜這一思考的出發點，還是他十幾年前在《獨立宣言》中寫下「人人生而平等」的時候，留在他內心的問題，什麼是人人平等，怎樣保障這種平等？現在，他的答案出來了，人人平等是自然權利的平等，其中有「追求幸福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所需要的起碼物質條件，原則性地包括在自然權利中。傑佛遜認為，人人生而平等，應該包含這樣的意思，人人在生下來的時候，就有權分享屬於活著的一代人的大地，土地應該有他的一份。他在這土地上，可以辛勤耕作，滿足生存的需求，用自己的工作「追求幸福」。

　　傑佛遜是屬於農業時代的人，他是南方的莊園主，他理想中的國土是農業國。他沒有積極預料到即將到來的工業時代，沒有想像到未來城市裡脫離土地的龐大工業人口，想像不出工業時代的大銀行大公司所擁有的驚人財富。在他的腦子裡，「追求幸福」的物質條件，還是一小塊土地。「大地屬於活著的一代人」的思想，為後世由政治制度保障的調整社會財富的做法，打開了思路。美國在一百多年之後完整地建立了徵收高額累進所得稅，徵收高額財產繼承稅，等等一整套抑制財富過度集中，扶助窮人的制度。追根溯源的話，都源於傑佛遜在兩百多年前的思考，宣佈富人死了就不再是富人，不應再佔有大地和財產，宣佈窮人的孩子不是生下來就註定要窮一輩子。傑佛遜的思考，預言了不斷動態調整貧富的時代必將到來。傑佛遜的局限在於，在他看來，財富就是土地，可是他又無疑是反對「分田分地」，反對剝奪已有土地權，反對破壞財產秩序的。那麼，怎樣讓未來將要出生的人，未來活著的一代，都能有「追求幸福」的自己的「一塊地」呢？傑佛遜的想法是，這只有在美國才能實現，因為美國西部有廣袤的未開發的土地。西進，這是傑佛遜長久的哲學思考，在現實中反映出來的一個理想。由此，萌生了傑佛遜作為第三任總統期間最偉大的成就：勘查西部和「路易士安納土地購置案」的實現。

　　亞當斯對傑佛遜「代代相傳」不應該過多考慮「檔交接」的觀點，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生活不是這樣的。他說，假如傑佛遜真的如此認為，那麼，他們之間對未來的看法，顯然存在根本差別。亞當斯在給傑佛遜的信中寫道，「一代人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取決於另一代人傳下的檔。社會契約和法律最終必須歸於書面材料。遵守這些檔應該成為這個國家的慣例，這些檔不應該因革命而變更。革命是代價高昂的東西，人類會很快吝惜自己的鮮血和財產，不再頻繁地訴諸革命手段。」

　　即使是今天社會逐漸發展成熟到一定程度，產生了調整貧富的制度，也必須非常小心謹慎地實行，如何掌握這樣的分寸，和提出這樣的思想同樣重要。就美國的遺產稅來說，就是美國至今為止仍然在爭執的議題。

　　人們認識到，這不是簡單地幫富人還是幫窮人的問題。經濟自有它自己的規律。假如貧富差距過大，要帶來巨大的社會問題，需要調節。同樣，在政策上過分傷及富人，傷及企業，也可能因此而更深地傷及窮人。今天美國遺產稅的開徵起點仍然非常高，可是，據美國獨立商業聯合會的統計，在這樣的制度下，還是有1／3的小私人業主，必須出售全部或部分企業來繳納遺產稅，並且有很多家庭業主無力將企業傳給後代。同時，也有人從法理提出，慈善捐贈是一回事，對合法收入，依法交納高額所得稅之後，再征遺產稅，是另一回事，它牽涉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對合法致富的懲罰。這樣的爭執，使得社會思考變得不再簡化，社會不同的利益集團都得到關照。簡單地偏側一個階層的利益，即使從功利的角度出發，都很可能適得其反。

　　正如傑佛遜所預言的：「從政府成立至今，一直存在不同的觀點和黨派分歧，今後還會存在下去：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立場……」今天美國的爭論，都可以追溯到美國建國初期傑佛遜和亞當斯的爭論之中。

　　傑佛遜的最後一篇為獨立日50周年準備的演說稿，是傑佛遜理念的經典。他已經垂垂老矣，仍然熱情洋溢，「我相信（美國獨立）這是一個信號，能喚起全世界民眾的覺醒，禁欲式的無知和迷信曾令他們捆住了自己的手腳，今天他們要打破束縛自己的鎖鏈，……所有的眼睛都睜開了，看到人的權利。科學的普及已經讓每個人都觸摸到了那看得見摸得著的真理」。下面，他引用了歷史上一名英國士兵在臨刑前的著名演說：「大眾不是生來就在背上背著鞍子，讓一小群穿靴子的人驅使的。」他說，「讓每年的這一天都提醒我們記住這些權利吧！」

　　亞當斯對於民眾的態度始終是謹慎的。他在法國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就認為僅僅選出表達民眾意願的立法議會，而沒有行政和司法這兩個分支的制約，是危險的。如果沒有制約和平衡的力量，那麼民眾權力獨大的立法機構，只可能是「巨大而持久的災難」。亞當斯說，自己從1776年開始，一生都在相信自由平等的原則，可是他不能接受「將理性作為一種信仰」的主張。在法國革命發生的時候，亞當斯說：「我無法理解如何建立一個由1300萬無神論者組成的國家。」對於亞當斯來說，人必須有最後的一點敬畏之心，人必須對自己的人性弱點有起碼的認識和待救之心。一個完全撤去這條界限的國家，是可怕的。亞當斯是美國政府中第一個預言法國革命將帶來暴亂和恐怖的人。他因此很少謳歌式地讚揚民眾和自由，卻常常發出另一面的警告。在最後歲月給傑佛遜的信中，亞當斯依然在表達他對法國大革命式的民眾暴力的擔心，認為民眾如若失控，就會如酒醉者騎上烈馬，「猛烈抽打他們的坐騎，拼命加速狂奔，直到馬送了命，自己也摔斷脖子為止」。亞當斯直到最後都認為，他的人生觀和信仰，「就是接受上帝的審判」。

　　在美國，傑佛遜的思想變得越來越輝煌，隨著美國民眾水準的提高，民主的逐步擴展，人們看到了他所預言的民主在實現。使得他有一種名副其實的先知的形象。而亞當斯所代表的保守思維，使得美國始終有一個反向的思考和質疑。美國民主能夠穩步向前，多半由此而來。

　　也許，必須向你說明的是，我無意在此對他們做出褒貶。我只是讓你瞭解，就個人來說，人性都是有弱點的。這種弱點也可能導致政治傾向走向極端。不論是哪一種政治觀點的實行，都必須在一定的時間、條件和地點，維持在一個適度的分寸中。可是，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反對派的存在，對立觀點的存在，才是可貴的、必需的。對立的雙方如同一對孿生兒，他們彼此在避免對方走極端，而任何一個方向的極端都是危險的。如果沒有對立派，依靠自身來取得中庸幾乎是不可能的。

　　傑佛遜和亞當斯曾經是最親密的朋友，又因政治黨派對個人感情的傷害，多年不相往來。最後在晚年，他們相互通信，為美國歷史留下了建國初期最寶貴的資料。就在美國獨立日50周年的那一天，在美國已經站穩腳跟，舉國歡慶的那一刻，傑佛遜和亞當斯在同一天去世，成為美國一個真實的傳奇。而他們最後的通信，似乎在預示著美國對立黨派此後的關係，他們是一致的，他們又是分歧的。對立是最觸目的，而在最根本的立場上，他們的共同之處，可以追溯到遙遠的《獨立宣言》。

　　如傑佛遜晚年給亞當斯的信中說的：「我們為了同一個理想而並肩戰鬥，為實現人類最寶貴的東西――自治權而奮鬥。」這個共同的出發點是理解美國政治非常關鍵的一點。他們並不是一邊是要君權獨裁專政，而另一邊要某種其他形式的專政。他們的共同理念和追求的目標，都是保障《獨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在建國的那一天，建國者明白，美國遠非是完美的，他們只是提出了目標。這個國家還有歷史遺留的奴隸制，還有無數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狀況。可是，給處於不同階層的每一個人以自然權利，是建國者們的理想。隨著民智開啟，也成為多數民眾越來越認同的立國目標，逐漸成為良性互動。強勢對立黨派的差異，往往只是路徑和方式的不同。因為，要獲得多數選票，必須不偏離這個立國之本。對立的觀點共存和平衡之下，美國得到的收穫是「中庸」。

　　美國此後的政黨漸多。國際上的種種思潮湧入，什麼奇奇怪怪的激進政黨和政治組織都有，有些激進組織可能在一時似乎有極壯大的趨勢，左的右的都有。可是，只要是走得太遠的、走極端的，最終只能是成為一個弱勢黨。不是政府在扼殺和限制他們，而是民眾不認同。這種趨勢，也隨民眾水準的提高而增強。

　　這也是美國在政黨輪換上臺之後，一般都不會發動「翻天覆地」社會變革的原因。

　　好了，下封信再聊。

　　祝好！

　　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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