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51)_林達

五一

　　而傑佛遜在美國歷史上表現的「革命性」，更多的是指，他一生在呼籲的：把「追求幸福的權利」向底層平民擴展，把上層的注意力引向民眾的利益。他堅定地相信並呼籲：民眾有管理自己的能力，讓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權參與。他熱情謳歌民眾的自然權利，要消除精英們對民眾管理自己的能力的疑惑。他是法國啟蒙思想熱情洋溢的直接繼承者。他有優美的文字表達能力，也充滿激情，因此，這些理論從傑佛遜那裡出來，就會有極強的感染力。

　　翻閱著當時美國這一批建國者們的資料，你會發現，在《獨立宣言》之前，對於自然權利，對於自由政府的思考，傑佛遜絕不是偶然的孤例。一大批北美洲的知識精英們，他們分散在各個州，在用小冊子、通信、宣言等等方式，闡述著幾乎同樣的聲音。例如，被人們譽為「權利法案之父」的佛吉尼亞的喬治·梅森；再如賓夕法尼亞的詹姆斯·威爾遜，他在1774年就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不僅表述了「所有人生而平等自由」，還論述了「所有合法政府必須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方能成立」。又如我以前已經介紹過的約翰·亞當斯，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可是，在這樣的共同目標之下，怎麼就出來了這「第一次革命」、「第二次革命」的說法？在美國聯邦政府成立之後，不僅在那個時代，甚至直至今日，美國的政治家們，還總是分為似乎是對立的兩個陣營。讀著這些歷史，感到在美國建國初期的同時代人中間，特別容易引起注意的，就是亞當斯和傑佛遜――這兩個所謂代表了兩個不同的革命、代表了兩個對立黨派觀點的美國總統。

　　他們曾經是那麼相近。亞當斯比傑佛遜年長，因此，早在傑佛遜涉入政治十幾年前，亞當斯在他起草的《布倫特裡指示》裡，就提出了殖民地在英國國會「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在《獨立宣言》五年前，亞當斯就把自己稱為「獨立之子」。在和英國發生衝突的時候，一開始，「獨立」並不是普遍的訴求，而傑佛遜和亞當斯兩人，是最堅決主張獨立的。後來他們的名字都出現在英國要懲處的叛逆名單上。當傑佛遜在《獨立宣言》的草稿中抨擊奴隸制的時候，最熱情地為傑佛遜的文本辯護的，也是約翰·亞當斯。他們對於獨立、自由、自由政府、政教分離、廢奴的一系列觀點，幾乎看不出有任何差別。

　　傑佛遜和亞當斯的經歷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們曾經同時代表新生的美國出使歐洲。亞當斯在歐洲的時間更長一點。思想上的一致，使他們在異鄉成為最親密的朋友。因此，瞭解他們在政治上的分歧是特別有意思的事情。因為，假如說傑佛遜是前瞻的自由派，那麼，亞當斯可以說是美國當時的保守派形象。而這是美國至今為止仍然存在的兩大政治派別。

　　從最本質上來說，傑佛遜熱衷於改造人性，也對人性的向善存著很大期望。而亞當斯只是認為有必要瞭解人性，卻不認為人性是有可能改造的。這樣的差別甚至使得今天的歷史學家感到有些困惑。其實，這和他們的思想出發點有關。

　　亞當斯的最終出發點和他的宗教信仰有關，對亞當斯來說，他的自由平等理論的出發點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這個基礎上推導出人的平等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的自然權利的觀念，也是以宗教為出發點的。亞當斯的宗教信仰使得他從對自己心靈深處的開掘去瞭解人性，理解所謂「靈魂被救贖」之必要和艱難。他也受了歐洲啟蒙思想的影響，可是，他從來沒有改變自己思想的出發點。因此，他從宗教體驗出發，從對自己的深度瞭解出發，對人性有著根深蒂固的懷疑。於是，在相信民眾應當得到自由平等權利的同時，他又對民眾本身抱有某種程度的疑慮和戒備。亞當斯是智慧的，卻還留有「上帝之下」的最後一點愚鈍。他眼中的世界不是百分之一百能夠用理性解釋的，他是有疑惑的。

　　傑佛遜的出發點更多是歐洲啟蒙思想所堅持的科學和理性，他的浪漫性格也同時和法國的激情合拍。傑佛遜和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一樣，從理性出發，憑著他的智慧，他毫無困難地就可以從邏輯推導出他的思想。他是自信的，由於沒有亞當斯對人性的深刻懷疑，傑佛遜對人民大眾的自治能力、對最廣義的民主充滿信心，並且盡一切努力去推動。

　　傑佛遜出使歐洲返回家鄉的時候，給歡迎他的鄉親們寫過這樣的信：「讓我們用實踐來證明，老百姓完全有能力管理好這個社會，大多數人的意志才是人權的惟一捍衛者，這是每個社會的自然法則。也許大多數人的意志有時也會出錯，但它犯的錯誤是誠實、個別、暫時的。」

　　亞當斯在基本理念上和傑佛遜沒有差別，他只是總在提醒大家人性的弱點，他在文章中不斷強調不加約束和失去平衡的民主會產生危險。即便對代表民眾的國會也是如此。他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就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他擔心法國還要經受「好幾次嚴峻的考驗」，他認為，如果大多數的意志失去控制，可能會導致「恐怖的浩劫」。「我在政府問題上的一個信條是，永遠不要將羊羔託付給狼。」在亞當斯看來，多數人如果沒有約束，一樣可能演變成「狼」。他對法國的擔心不幸而成為事實。1800年大選，以及政治黨派的相爭，曾經一度嚴重地傷害了他們之間的友情，可是在此之前、和在他們晚年恢復友誼之後，他們就一系列重大問題表達和交換過自己的看法。這些討論是非常有意思的。

　　傑佛遜雖然沒有參加1789年夏天的費城制憲會議，但是早在1789年9月，就在被召回國離開巴黎以前，傑佛遜在給麥迪森的信中，說到想把他對美國憲法的批評和長久哲學思考寫下來。他寫了以後，就動身回美國了，已經沒有必要郵寄，他可以在到了美國後當面交給麥迪森。在海上漂泊的日子裡，他還在思考。到了美國以後，當麥迪森第一次來訪問他的時候，他說自己給他寫了一封信。可是在訪問結束的時候，他沒有拿出來交給麥迪森。他還在想信裡思考的問題。一直到1790年1月，他作為華盛頓總統內閣一員到紐約上任，見到在眾議院的麥迪森的時候，他才把這封思考了幾個月的信交給麥迪森，並且附了一個紙條說，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思考，我沒有改變我的看法，現在提請你考慮。

　　湯瑪斯·傑佛遜提出了什麼想法呢？

　　湯瑪斯·傑佛遜在信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這一代人的政治觀念和制度，下一代人是否受其約束？他的結論是否定的。他說：「大地總是屬於活著的一代人。」

　　這一思考，這一結論，這種表達方式，是湯瑪斯·傑佛遜特有的。正是這種特質使得傑佛遜不同於他同時代的建國先賢，也不同於有史以來的所有政治家。他是一個手裡有權的政治家，是一個處理日常事務的國務活動家，但是他也是一個政治哲學家、一個文人學者、一個思考者。

　　傑佛遜在給麥迪森的信中認為，「土地的用益權」屬於活著的人，不屬於死去的人，這個原則，就像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一樣，也是「不證自明」的。人死了，就什麼權力也沒有了，也沒有任何權利了，因為他們死了就消失了，和他們的生存狀態一起的自然權利，也隨著他們的死亡而消失了。所以，他們生前的權力和權利，不能用來約束後來活著的人。

　　根據這一原則，傑佛遜認為，具體個人的財產權不是神聖不變的。具體的財產權，是一種民事權利而不是自然權利。大地屬於活著的人類，大地是讓人類來居住、耕作和利用的，這是人的自然權利，人人都有權來利用大地，生活在大地上。可是具體的地塊的所有權，卻是一種由人為法律保障的財產權，是一種民事權利。隨著土地財產權持有者的死去，土地就回歸為活著的人的自然權利。上一代人死了以後，他們之間的法律關係，不能約束下一代活著的人。下一代活著的人，可以重新修正已有的法律，建立合乎他們需要的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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