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45)_林達

四五

　　還在危機之中的時候，1792年，美國迎來了第二次大選。這次選舉還是按照憲法原來的規則和思路在走。還是每個選舉人兩張選票，選出最高票、次高票的兩位候選人來擔任正、副總統。看上去，似乎和第一次選舉的情況一樣。連結果也一樣，華盛頓以全票當選為總統，亞當斯以次高票當選為副總統。

　　可是，這種表面上的一致，並不能掩住整個社會氛圍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就從華盛頓和亞當斯，美國這一對最早的正副總統來說，雖然在竭力避免屬於人事的結黨和黨派之爭，可是，他們仍然是有自己的觀點傾向的。他們的政策就在反映出自己的政治觀點和傾向，其實，這就是「一個政治派別」的基礎。就美國社會來說，雖然在第一次大選之前，就有了「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的說法，可是那時還不是清楚的政治黨派，而在美國第二次大選的時候，它們已經是明確的兩黨了。對第一屆政府行政分支的政策，不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美國社會已經清楚地劃分出了民眾不同的政治傾向。反對黨派有了自己的報紙，大聲疾呼自己的觀點，批評攻擊總統和他的內閣。在第一次選舉之前，那個對華盛頓幾乎是眾口一詞頌揚和崇敬的美國，已經消失了。

　　就華盛頓總統來說，他還是堅守原來的古典政治的概念。他認為自己當選，是大家認為他的品行適合於擔任這個公職，現在看到有些漫無節制的報紙已經把他罵得體無完膚，他就覺得，自己幾乎失去再留任的意義了。就是說，大家認為我好，那麼我應該為公眾服務，既然你們認為我不好了，我自然就應該下去。同時，在華盛頓總統的觀念中，黨派紛爭仍然是完全負面的事情。而當時黨派活動的不規範，出現大量個人攻擊，更促使他堅信自己的想法。而他也看到，假如他繼任，幾乎無法避免要頂著一個黨派的稱號。因此，華盛頓在第二次大選之前，已經根本無意連任了。

　　亞當斯也是如此。大選前的整整幾個月，國會休會，他就回了老家。直到聯邦黨人的漢密爾頓給他寫急件催他回首都，說是「我知道你本人對選舉沒什麼興趣，不過我不希望你對建立一個好政府也如此冷漠」。

　　所以，雖然有了黨派競爭，可是總統候選人還是沒有要競選的意思。在當時的混亂局面下，華盛頓最終接受大家的勸告，相信自己必須再服務四年。從選舉結果來看，大家權衡下來，也都認為，這是當時最好的選擇。華盛頓再次全票當選。

　　選舉方式和最後的選舉結果沒有變化，可是選舉的本質已經在變化中。雖然由於華盛頓的聲望，反對黨還根本無法與之匹敵，雖然第二屆的總統、副總統還是被選舉連任，可是他們的當選，其實已經不僅僅是再次代表他們個人，即兩個好人當選，而是「聯邦黨人」當選了。

　　由於華盛頓和亞當斯連任了第二屆的正副總統，因此這個為「選好人」設置的選舉制度，在一個已經形成政黨的社會裡可能出現的問題，就被掩蓋了。

　　1796年，在華盛頓、亞當斯的第一、第二屆政府運行將近八年之後，美國面臨第三次大選。

　　華盛頓雖然兩次以滿票當選，卻堅決不再競選連任了。1796年的美國的大選，由於華盛頓的主動離去，失去了具有壓倒優勢的總統候選人。共和黨摩拳擦掌，兩黨完全可以爭一爭了。因此，這一年的大選，就有了更明確的黨派之爭。

　　可是，選舉制度還是原來的。1796年的總統選舉方式，還是每個選舉人兩張選票，選出兩個獲最高、次高票的人，來擔任正、副總統。可以說，當時美國社會的黨派政治發展，走到了選舉制度的前頭。

　　雖然時至今日，總統的道德，仍然是美國人在大選年關注的事情。可是，自從有了黨派，民眾再也不會僅僅是以個人道德的高下來選擇總統。而是哪個黨派的執政綱領更符合自己理念和利益，成為民眾選擇的一個重要標準。

　　這第三次選舉的結果是兩黨勢均力敵，票數最高、次高的人，就自然成了兩個對立政黨的候選人。這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美國第三屆政府的正、副總統，亞當斯總統和傑佛遜副總統，分別代表了黨派觀點的兩極。原來在制度設置的時候，料定票數最高的兩人，他們必定是兩個「最接近的好人」，因此能夠合作得好、帶來最高效的行政分支，這樣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1796年的大選，給美國的行政分支帶來的是一場危機。總統和副總統南轅北轍。在古典政治的概念中，他們既然得票最多，他們就應該是最相近的兩個人。可是，他們卻是現實施政中差異最大的兩個人。這種差異，不是說他們一個是「好人」，另一個就是「壞人」。他們可以都是道德上的好人，可是，在治國理念上，卻完全可能是對立的兩端。他們不但不能密切配合，還帶來許多問題。例如，副總統不贊同、甚至反對總統的政策，給總統的工作當然帶來困擾。可是，從副總統的角度來說，他原來是一個單純的在野黨領袖，可以公開地、旗幟鮮明地反對政府的政策，那是正常的監督。如今他卻兼有「在野黨領袖」和「體制內」副手的身份，地位變得不倫不類、不朝不野。

　　在他們意見相左的時候，傑佛遜只能在背後領導他的党人們反對亞當斯的政策，變得像地下活動。而亞當斯也想不通，為什麼副總統沒有恪盡職守地支持他，如同他當年對華盛頓的支持那樣。他很自然地把一切歸咎於傑佛遜的黨派性太強。顯然他們雙方都覺得整個狀態是不舒服的，可是他們都沒有意識到：是制度的錯失，造成了傑佛遜政治地位不應當出現的雙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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