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44)_林達

四四

　　不過，美國的總統和副總統的功能，差別簡直太大了。這種差別，可以說一半是由憲法規定的，另一半也是在運作的過程中確立下來的。

　　從亞當斯的個性來說，他習慣了高聲雄辯，在歐洲見過大世面，又在外交生涯中練就了口才。一開始，他也是憑著對副總統名稱的期望，認為副總統就是作用僅次於總統的政治家，大有作為。直到上了任，才發現自己的位置最好是「儘量克制自己」。

　　美國憲法規定，副總統是參議院的議長，也就是參院開會時的會議主席。從費城制憲會議上華盛頓的主席角色中，你一定已經看到，美國會議的主席，承襲的是英國的議會傳統，他不是一個開口洋洋萬言、指導方向的領袖，他只是一個維持會議公平的人，他自己的意見很可能根本沒有機會表達。按照憲法規定，這個議長又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投票權，只有在選票持平的情況下，才得以投出定乾坤的一票。事實上，這樣的機會很少。在亞當斯的整個八年副總統生涯中，他只有三十多次的投票機會，已經是迄今為止的副總統中，投票機會最多的一個了。

　　可是，憲法並沒有規定執政過程中，副總統不能參與總統的決策。他們兩個人應該如何協調、合作，光看憲法，就完全不清楚了。因此在實踐中，副總統完全可能耐不住寂寞，沖到前臺，「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可能就起了干擾的作用。因此，「第一個行政當局」的樣板非常重要。在這個過程中，亞當斯逐漸理解總統單獨決策的重要性。他認為，是這個國家「以其智慧為我設計了一個最不重要的位置」。亞當斯為此後美國的副總統們建立了不成文的規範，就是「克制自己的雄心」。他僅有的投票機會，都用於對總統的支持。

　　八年下來，他基本上固定了美國副總統的實際位置，就是參院的一個盡職的會議主持者，一個總統的預備候補人。只要總統沒有什麼不測，他就基本讓總統全權做主。他的克制，使得此後的美國副總統的定位，基本都按照這樣的模式形成傳統。一個有能力的政治家，竭力去施展政治才華不難，而為了公眾利益，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自覺地抑制自己的能力，卻大概只有紳士政治家才能做到。所以最初的總統任期由「好人」擔任，對美國來說是很幸運的。

　　華盛頓挑選的內閣，也是他按照自己的道德標準挑選的。四名部長都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參與者。湯瑪斯·傑佛遜被任命為國務卿，主要就是處理外交事務。可是，在政治傾向上，他的側重明顯和總統是不一致的。華盛頓最初顯然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因此，他只有四名部長的小小內閣，就因漢密爾頓和傑佛遜的看法不同，率先開始了對立政治觀點的激烈衝突。

　　在華盛頓和亞當斯任正副總統期間，美國經歷著最初的動盪和危險，在華盛頓的支持下，漢密爾頓財政改革使得美國渡過了經濟危機，可是，一場政治風暴又隨著法國的巨變而襲來。法國革命就發生在他們上任的那一年，整個事態就在他們的任期內發展。遠隔大洋，可是消息不斷傳來。這對於美國是非常危險的一個衝擊。

　　一方面，美國自己剛剛「革命完畢」，而且是在法國的幫助下，從英國手中獨立的。在民間，聽到「革命」就容易熱血沸騰，親法仇英的情緒很容易被煽動起來。因此，儘管華盛頓和亞當斯都避免介入黨派活動，可是，對法國革命的態度，明顯使得所有的人，至少在政治觀點上站隊分開。而華盛頓和亞當斯，顯然和當時以傑佛遜為首的一派觀點相悖。建國之初，美國真是自己的麻煩已經夠多，還偏偏刮來如此強勁的一陣法國風。

　　在他們這一屆政府走馬上任，隨即爆發法國革命之後，傑佛遜認為，華盛頓、亞當斯以及漢密爾頓，他們對法國大革命持有保留，必定是因為他們傾向君權；並且認為，美國的共和國處在君權復辟的危險之中。正是為了反對這樣的「君權主義」，他才和麥迪森等人一起，組成反聯邦主義者的政黨，叫做「民主共和黨」（簡稱共和黨），以表示和「君權主義」的對抗。他也認為法國的雅各賓黨人「和（美國的）共和黨愛國者是一樣的」。

　　這些原來的好朋友，獨立戰爭期間的戰友，此時的看法是如此不同。在傑佛遜對路易十六被砍頭表示支持的時候，亞當斯對一名英國記者說，人類最終會發現，假如大多數人失去控制，他們和不受約束的暴君一樣，會變得專制殘暴。

　　這些觀點上的分歧牽涉到外交政策，就變得嚴重起來。英國已經對法宣戰。1793年，由法國雅各賓黨人掌控的政府，向美國派來使節。頂著當時法國最時髦的頭銜「公民」的法國使節熱內，在美國的南卡羅來納登陸，一路演講，而且高唱填寫著「自由」新詞的馬賽曲。他受到美國共和黨和民眾的熱烈支持，美國的雅各賓俱樂部大量組織起來。熱內除了傳播革命精神，還要出資武裝美國的私人船隻，讓他們攻擊英國商船，破壞英國的海上運輸線，以實際行動支持法國革命。

　　在華盛頓接見這位法國使節的時候，華盛頓總統冷靜、正式地表示，美國嚴守中立。這使得這位法國使節認為，華盛頓的美國政府一定也快要被「革命」了。形勢確實有危險，在美國各地，親法的政治俱樂部們在壯大。傑佛遜因此認為，這正反映了人民反對政府「冷漠的謹慎」，而且高興地看到「1776年的老革命精神又在燃燒」。但那已經是1793年，法國革命的恐怖時期隨即馬上到來。同時一場吞噬了5000人生命的熱病襲擊了費城。法國革命的三巨頭也很快被「革命」吞噬。消息傳來，激情湧動的美國民眾回到常態，轉而支援華盛頓對歐洲戰爭的中立立場，傑佛遜也終於表示，他支持華盛頓的中立政策。

　　傑佛遜幾乎是不相信革命、自由、人民，這樣美好的理想也會有問題。雖然和漢密爾頓在財政改革上的矛盾成為他1793年辭職的導火索，可是作為華盛頓任命的內閣成員，一個國務卿，也就是外交部長，和總統的外交觀念及判斷差距如此之大，恐怕也是他辭職的一個原因。傑佛遜就是在1793年的最後一天辭職的。

　　傑佛遜的辭職，其實已經反映出「好人政治」在行政分支組成思路上的重大問題。華盛頓在組閣的時候，他的選擇標準是好人內閣，而不是和他的執政理念最一致的內閣。他考慮了道德和能力的標準，卻沒有考慮顧及到對政策看法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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