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43)_林達

四三

　　§告別古典政治

　　盧兄：

　　謝謝你的來信。你問道，為什麼說美國的憲法第12修正案，是又一個古典政治遠去的信號。它不是一個技術性的措施嗎？

　　說起美國的第12憲法修正案，還是要從費城制憲會議制定的選總統方式說起。

　　制憲會議規定的選總統辦法，其實非常簡單。每個州推選出的選舉人投票選總統。憲法規定，每人可以投兩張總統票，其中一名必須不是本州人。最終選出票數最高的人為總統，次高的為副總統。

　　這樣的制度設置，源于一種思路，就是「選好人」。是設想每個投票人都會挑選自己心目中最符合總統標準的人。標準很自然，就是道德和能幹。而大家對於「好」的理解，更偏重于道德。就像在制憲會議上，佛蘭克林對於政府的憂慮非常典型：「我們知道第一個總統會是個好人，可是，誰知道後面會選出什麼傢伙來呢。」大家都知道，他指的「好人」是華盛頓將軍。

　　在費城會議上，所有的人都有同感，因為華盛頓將軍的道德，是久經考驗、有目共睹的。也就是說，假如他們能夠確信，以後的候選人都是華盛頓這樣十全十美的「好人」，也不用費神設置那麼多監督機制了。所以，費城會議上有關「選舉」的概念，是「盡可能」選出「好人」來。「不夠好」的，讓制度來制約他。

　　這是一個單線選擇的思維方式，所有候選的政治家都是排在一條隊伍裡的。他們排隊的先後次序，是依據他們「好」的程度，就是道德和能力水準的程度。排在隊伍最前面的，就是最好的兩個，讓他們分任正副總統。而且既然是道德最高尚的兩個人，他們也必定會合作、配合得最好。

　　憲法被批准之後，1789年，美國進行了第一次總統選舉。這次選舉完全是按照佛蘭克林的預料、其實也是大家預料的方向完成的。華盛頓全票當選，亞當斯以次多票當選。開始第一屆的「好人政府」。

　　首次選舉的特點是，沒有競選。因為在這樣的概念下，不競選才是正常的。一方面，經歷了1776年獨立戰爭之後，大家對於「老一代革命家」，對他們的品行心裡都有一個譜。因此認為，根本不用競選。「施政如何」是和「總統個人道德如何」聯繫在一起的。一個好人，當然會盡力以最公正、最好、最廉潔的方式來管理這個國家。候選人也從來沒有想到過要競選、要出來說明自己將來的施政綱領。因為不論是在選舉人或者候選人的觀念中，競選就是道德和能力的高下之爭。假如自己出去競選，就是一個人到公眾面前去宣揚自己是如何道德高尚，這樣的行為本身，就不符合紳士們謙虛的美德，就已經「不那麼道德」了。

　　再有，就是候選人沒有黨派。在紳士們看來，結黨沒有必要，甚至也是不道德的行為。

　　華盛頓和亞當斯就是這樣古典政治中的「好人」，他們的一個特點是，宗教生活使得他們一生都在自省之中。以致他們離開青年時代，步入中年、晚年之後，都會不斷在書信和日記中，認真地提醒自己的為人之本，如誠實、正直、盡職。似乎那是一個沒有止境的、永遠要追求的人生目標。

　　華盛頓的「好」恰體現在最初的監督機制不完善的時候，他表現出的中庸和克制，成為後世的典範。那個時代，反對黨派和政府其他分支的平衡機制還沒有成熟。所以需要行政分支盡可能自製，不惡性膨脹起來。如亞當斯對自己副總統職權的克制，如華盛頓總統竭力維持中立、小心聽取兩派意見，都是很重要的開端。他們的這種克制、謹慎，幾乎表現在每一個細節中。

　　華盛頓總統剛剛上任不久的1790年4月17日，制憲會議上年齡最大、有著極高聲望的佛蘭克林，在費城去世了。眾議院通過決議，在議會搞了哀悼儀式，可是參院和行政分支卻拒絕這樣做。按說，這本來是向公眾表現自己對戰友和先輩「有情有義」的一個機會，可是華盛頓對提出要求的傑佛遜說，他覺得最好不要開這樣的先例，因為一旦做了，他不知道以後怎樣來制定標準，什麼人才能夠享有這樣的殊榮。他們對於由官方出面的給個人的「崇拜」，持非常謹慎的態度。華盛頓總統的克制、不「作秀」，其實反映了他的道德自信。

　　對於華盛頓你已經很熟悉了，我再給你介紹約翰·亞當斯。

　　亞當斯是一個非常用功的學者，一個非常有原則的律師。他雖然沒有參加制憲會議，可是，早在1776年，《獨立宣言》剛剛發表、離制憲會議還有11年的時候，他寫下了一本小冊子《關於政府的思考》。在這本小冊子裡，他已經指出，「人民的幸福才是政府的目的」，共和制是「法治而非人治」的。他還指出「獨立的司法體系」是司法公正的關鍵。他特地指出司法權必須和行政權、立法權分離，這是他對當時殖民地政府的反思。

　　1779年，在費城制憲會議的八年前，亞當斯在出使歐洲、短暫回國的間隙裡，就為他所在的麻塞諸塞州起草了憲法草案。現在我們去看，美國憲法幾乎就是它的翻版：參、眾兩院的立法機構，一個有否決權的州長作為行政長官，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由最高法院任命的、表現良好即可終身制的法官。在前言裡，還有一篇「人權宣言」。這部由亞當斯起草的《麻塞諸塞聯邦憲法》，現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還在使用的憲法。

　　最令人折服的是，他在早期的律師生涯中，就能夠不為民眾和大的政治局勢所左右，堅持在辦案中不偏不倚、讓證據說話。1769年，在英軍強行上民船抓壯丁當兵的事件中，他為四名在被抓時抗命、殺死了一名英海軍軍官的美洲水手作正當防衛的辯護，並得以勝訴。可是，一年後的1770年，堅決主張美國獨立的亞當斯，在被人們稱為「波士頓慘案」的事件中，為開槍打死了民眾的英軍士兵辯護。當時，已經沒有一個律師肯為這些士兵辯護。亞當斯卻逆著民眾的怒潮，接受了辯護的邀請。他誠實地分析案情、提供證據，做出了逆民眾憤怒而行的判斷和辯護，使得幾名英軍士兵得到了公正的裁決。他自己的律師業務因此大大減少，還被憤怒的民眾攻擊，可是他依然堅持了法律的原則。

　　在商討「對英合約」的時候，他和漢密爾頓的觀點不謀而合，就是不能任意沒收「親英保皇黨」的財產；欠下的外債、包括對英方政府和個人的欠債，都要償還。要知道，在當時的對英談判中，他的這種看法是孤立的少數。可是他始終堅持美國不論經濟狀況多差，在可能的時候，一定要還債。他認為，否則的話，那是美國的恥辱。

　　他是最早提出美國獨立主張的，在戰爭的大多數時間，他兢兢業業地奔波在歐洲，為獨立戰爭籌款。直到制憲會議結束，他還是在任駐英國和荷蘭大使。照理，他不是像華盛頓將軍這樣的領導戰爭的實戰英雄，又一直在海外，到大選前夕才回到美國，選舉好像應該沒有他的什麼事兒。可是，他的資歷，他千辛萬苦的外交努力，贏得了大家的敬重，當時幾乎是可以預料的，他會當選為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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