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42)_林達

四二

　　這場決鬥事後被交付法庭調查，雖然決鬥發生在可以合法決鬥的新澤西州，雖然並沒有發現伯爾有違反決鬥規則的行為，因此他沒有被法律起訴。可是，那已經是美國決鬥文化的末期，一些地方如紐約州已經禁止決鬥。也就是說，很多人對這樣的「傳統」已經感到完全無法接受。因此，作為副總統和參院議長的伯爾回到參院時，議員們看著他，就像在看著一個謀殺犯。他殺死漢密爾頓的名聲使他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1805年，據說伯爾想在美國西部包括密西西比河谷、墨西哥等地建立一個王國。為此，1807年他被以叛國罪起訴，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主持審判。最後，由於他沒有具體顛覆美國的行動，他的叛國罪指控沒有成立，被宣佈無罪開釋。但是，從此伯爾再也沒有回到政界。

　　這次決鬥不僅僅是兩個政治家的個人爭執導致了悲劇的結果。在這一幕悲劇之下，潛藏著建國初期美國的政治文化。

　　美國是一個共和國，可在兩百多年之前的建國之初，還是過渡中的精英政治的舞臺。我們前面說起過，華盛頓的內閣一開始只有四個部長。聯邦的政界人數並不多。最初的選舉選出來的，自然主要還是原來各州的紳士們。華盛頓的第一任內閣，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參加過獨立戰爭的第一代國家的創建者。可是，建國以後，不僅政治格局不一樣了，人們對待公職的態度也在變化。對從政有興趣的人們都看到，聯邦政府正在給大家提供一個越來越有前途的政治活動大舞臺。

　　這個大舞臺是開放式的，和美國的制憲會議的精英小圈子完全不同。制憲會議之後，一批人離開了政治，如莫利斯這樣的經營者。一些人有著很強的責任心，如華盛頓總統等，在眾望所歸之下，被推上了這樣的位置。他們還保留著西方古典政治時期的觀念：公職就是奉獻，是服務公眾。還有一些人，熱衷於政治活動，主要是出於他們對國家的責任。也有一些人，責任感和政治雄心兼而有之。在他們的周圍，從聯邦權力結構誕生的那天起，就立即聚集起大批形形色色的、對政治活動有濃厚興趣的人們。聯邦政治權力在展現著它的魅力，古典政治，不論從觀念到形式，都無可避免地在向現代政治轉化。

　　你一定還記得，美國的建國先賢們，曾經是如何真誠地討厭結黨。在聯邦以前的、以州為單位的小國政治以及相對單純的政治環境中，一個正直的政治家，完全可以避免結黨這樣的事情。可是，大國的政治活動是開放式的，自有它自己的規律。幾乎在聯邦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尖銳的政治分歧就出現了。既然民主政治是大家參與的事情，在對立的政治人物周圍，自然聚集起民眾。結党終於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費城會議之後，為了推動憲法的通過，漢密爾頓和麥迪森曾經一起寫了大量文章，表達他們的主張，被稱為是聯邦黨人。可是事實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政黨。之後，反對聯邦黨人觀點的人，就被稱為是反聯邦黨人，也不是一個明確的政黨。一開始，對於「結黨」，仍然是有顧慮的。可是，隨著大規模的政治運作，以及由於觀點相同人群的組合，開放式的現代政黨，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地自然形成起來。不論人們最初是多麼憎惡結黨，最後都如孤立的小舟，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一個個政黨的大潮，也捲入了與此相關的黨派糾葛。

　　由於政黨是自然形成的，規則規範一開始顯然沒有跟上。大範圍的、無規則的政黨活動魚龍混雜，言論行為都開始失控。政治觀點的對立，很快走向人身攻擊，開始惡性循環。費城會議上，雖然觀點對立，激烈爭論，卻能夠光明正大、以誠相見。可是今天，在大批民眾參與的政黨活動中，這種古典的傳統氛圍必然受到污染。也使得很多昔日朋友一旦成為政治上的對手，立即就勢不兩立起來。假如說，人們還在試圖把漢密爾頓和伯爾歸作不同政治品格的衝突，那麼，當我們看到漢密爾頓和傑佛遜的對立，看到漢密爾頓和亞當斯的對立，以及其他不勝枚舉的例子，就會發現，在現代政治運作中，政治對立最後演化為個人之間相互的不信任甚至怨恨，是多麼容易發生。

　　漢密爾頓和伯爾的決鬥，是古典政治最後的遺風。這並不僅是指決鬥這樣一種習慣，而是在背後把他們送上這條道路的政治文化。在那個時候，美國的建國者們還站在時代的轉化之間。政府官員的個人品格，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謂的紳士榮譽，就是個人品格的被認定。這樣傳統的政治文化，形成了人們對紳士榮譽極度重視的態度。

　　即便是主動挑戰的伯爾，也是在拿自己生命爭回自己的榮譽。漢密爾頓也一定要把自己的榮譽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令人驚奇的是，論及當時的狀態，他們兩人其實在政界都已經沒有很大的前途。伯爾既失去了繼任副總統的可能，也失去了共和黨的信任，又無法被聯邦黨人真正接納。漢密爾頓離開公職多年，由於他和聯邦黨人的分裂，即使在他的第二家鄉紐約州，影響力也已經越來越小。可是，他們兩人不約而同地，對於自己仍然必須被看做是一個「紳士」，竟然看得如此重要。

　　第一批建國者們的政治經驗，一開始是基於一個個「小共和國」的古典政治模式的。在這樣的政治文化之下，在制定憲法的時候，雖然設立了監督機制，可是在內心深處，美國的建國者們，還是會依據他們以往在古典政治中的從政經驗，不由自主地預想著，通過選舉是挑選出一批私德相對可靠的好人，作為這個國家的管理人員。因此，在憲法中才出現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選舉總統的條款，那就是，大選舉團選舉總統的時候，每人可以投兩張總統票。得票最多的人，當選總統，而得票次多的人，當選為副總統。因為按照古典政治的推論，得票最多的人，應該是「最好」的人，而得票次多的人，自然就是「第二好的人」。這樣的搭配，不就是最佳組合嗎？

　　在美國的第一、第二兩屆總統選舉中，這樣的古典政治的理想似乎在實現，全票當選的華盛頓總統和他的副總統約翰·亞當斯，都算是「德高望重」的老派紳士，是很能夠自律的政治家，因此，似乎這樣的設置能夠達到目的。雖然現在來看，這只是一個歷史過渡而已。華盛頓總統完全是一個古典政治中的楷模。他其實非常不適應在黨派對立的政治生活中發生著的種種弊端。他雖然兩次以全票當選為總統，可是，華盛頓在第一次任滿時就不想連任。混亂的局面使他心灰意懶。也正是大家認為，除了華盛頓，沒有其他人能夠穩住和平衡最初的這陣混亂，才力勸他連任。任滿兩期，華盛頓說什麼也不幹了。

　　1796年，華盛頓的離任是美國古典政治結束的第一個信號。美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全票當選」這樣的事情了。黨派兩分，選票也兩分。華盛頓的副總統亞當斯，已經身不由己地成了聯邦黨人的重要領袖之一，並且當選了總統，可是，他已經不是那麼勝券在握了。亞當斯比副總統湯瑪斯·傑佛遜只多了三票，而且，他們兩人分屬對立的兩黨，觀點對立。

　　在制度實行的過程中，美國人終於發現，在政黨政治之下，最可能的情況，是得票最多和次多的兩人，分別是對立兩黨的領袖。誰都可以一眼看出，這樣對立的總統和副總統，無論如何算不上是什麼合作的好搭配。就這樣，到1800年大選，黨派競爭更為明顯了，現在成了分屬兩黨的現任總統和副總統，在競爭下任總統。而年輕的共和國，不僅監督機制沒有完善，黨派興起之後，運作的規則也還沒有建立。在這個開放的政治大舞臺上，許多人或許出於政治熱情，或許出於權力的欲望，開始對他們的政黨領袖推波助瀾。1800年大選演成了一場相互攻擊的軒然大波。

　　在聯邦党人一方，漢密爾頓在大選前，突然寫出一本五十幾頁的攻擊亞當斯總統的小冊子，在國會的一些議員中散發，並且很快被對手党拿去在紐約出版。這使得聯邦黨人產生分裂。

　　亞當斯可謂是代表古典政治理想的最後一人。在競選中，他沒有做任何私下的操縱，去煽動輿論反對自己的對手傑佛遜。他甚至遵循古典政治運作的原則，認為自己為自己宣傳、評功擺好的競選活動，不符合一個紳士的道德觀。他告誡門羅，不要把他的名字和這些競選活動聯繫在一起。在1800年的大選形勢下，有些人甚至認為，亞當斯總統如此「過分天真」，正是他「落後於時代」的表現。

　　相反，亞當斯的競選對手傑佛遜已經完全適應了新的時代。他參與了競選中的種種活動，有的還算是光明正大，有的已經不是古典政治風格了。最終，這一切深深傷害了亞當斯和傑佛遜從爭取獨立時代就開始的私人感情。

　　新建的總統府開始啟用。1800年11月1日，亞當斯總統在沒有通知下屬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儀式，自己搬進了後來被稱為白宮的地方。剛巧在場的兩名官員和幾個工人迎接了他。第二天，他給妻子寫信，第一行是：「華盛頓市，總統府，1800年11月2日」。然後，他寫道：「我請求上帝賜福于這所房子，以及此後的入住者。但願從此只有誠實和英明的人，才得以住在這個屋頂下，管理國家。」

　　這個時候，亞當斯已經讀過漢密爾頓寫的小冊子，也看到了兩黨互相攻擊中種種惡語相向的情狀，他差不多知道自己馬上就將永遠地離開這個地方了。他寫下的，是那個正在逝去的時代的一個古典政治家，為他們曾經有過的理想，在白宮留下的一個紀念。

　　此後的故事，我前面已經講過，漢密爾頓在大選前夕造成聯邦黨人分裂，成為亞當斯在1800年大選中落選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向支持聯邦黨人的紐約州，倒向共和黨候選人。結果，亞當斯落選，傑佛遜和伯爾因兩人票數相等，誰當總統，相持不下。眾議院在經過三十六次投票，才選出傑佛遜成為美國第三任總統。而漢密爾頓由於支持傑佛遜，也因此和副總統伯爾加深了怨恨。

　　1800年大選，給了美國政界很深的影響，現代政黨政治已經事實上成為民意集中表達的一種管道和主要方式，可是它還遠遠沒有規範，還沒有發展出大家認可的遊戲規則。

　　1804年，美國通過了憲法第12修正案，將總統和副總統的選舉，在選票上分開。也就在這一年，漢密爾頓和伯爾進行了這場決鬥。1804年的憲法第12修正案，為美國古典政治時代的遠去，發出了第二個信號，而兩個紳士政治家為榮譽而決鬥的槍聲，成為它的一個回聲。

　　祝好！

　　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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