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41)_林達

四一

　　這是歷史學家們盡可能地依據事實做出的研究，由於推測的都是決鬥雙方在瞬間的念頭，其實，那是永遠也無法真正確定的了。可是，他們為什麼要決鬥？在當時，大量決鬥挑戰都可以通過溝通化解而避免動武。就漢密爾頓來說，他遇到過十一次決鬥挑戰，只有這次走到最後一步。為什麼這次就不能避免？最重要的是：這場決鬥究竟表達著什麼？

　　事情的起因，看來似乎不是一件大事。1804年6月18日，伯爾要求漢密爾頓對一封信件的內容做出解釋。信的作者是庫派博士，上面有這樣一句：「我還可以告訴你有關漢密爾頓將軍對伯爾先生鄙視的看法細節。」

　　信件內容沒有漢密爾頓的原話。因此，伯爾的指控顯得空泛。按照歷史學家們對此類榮譽糾紛的研究，漢密爾頓假如斷然否認有這樣的事情，很抱歉發生如此誤會，那麼，伯爾就很難不接受這樣的解釋，事情也就過去了。

　　在這個當口，誰也沒有料定事情一定要走向嚴重的後果。伯爾的信只是要求解釋而已。

　　也許，正因為如此，也因為伯爾手裡沒有什麼把柄，漢密爾頓的回信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還含著一點輕蔑：你似乎認為，我有必要對一件沒有被證明是不恰當的事情，認錯或者不認錯。你給我一大塊捕風捉影的東西，裡面真真假假的可能都有，我怎麼判斷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說過的事情，只是我們競爭15年來的那些政治對立。原則上說，我如果認同你的質問，先要看別人對我的講話所作的推論是不是公正。

　　不提也罷，一提15年來的政治對立，伯爾顯然被惹火了。爭論也馬上升級。言辭中更多地涉及了雙方的榮譽。一個星期的來回交鋒之後，事態的走勢已經非常不妙。這個時候，也許雙方都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都開始為自己找了交涉的助手。後來，這就是他們各自的決鬥助手。漢密爾頓第一次請了自己的朋友潘德爾頓作為助手。在這樣的情況下，潘德爾頓腦子非常清楚，他的任務就是要避免決鬥。他依據古老的「決鬥法則」，終於勸說漢密爾頓寫下了如下聲明：對庫派的談話，現在回憶起來，「凡我有關政治原則和對伯爾上校看法的相關言論，無一例涉及他過去的行為或私德」。針對規則，漢密爾頓再一次強調，他和庫派的談話，「完全是政治話題，沒有一點涉及伯爾的不名譽行為或者私德」。

　　歷史學家認為，「即便是以挑剔的眼光去看，這樣的讓步也足以結束這個事件了」。伯爾應該把它看做是一個間接的道歉。因為這是常識，也是規則：所謂的名譽問題，所謂的紳士名譽糾紛，只和對個人品行的攻擊有關，無涉政治等其他大話題。這些公共話題哪怕分歧再大，爭論、反對、攻擊的言辭再激烈，也和紳士的個人名譽無涉。漢密爾頓完全是循著決鬥規則，來劃開個人和政治批評的界限的。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這一切已經太晚了。

　　他們曾經是老相識，相識大致都要超過30年了。之所以提起15年的這一段，是因為他們在15年前，在美國成立之後，都開始從政，而分歧由此而來。

　　1789年，漢密爾頓和紐約州的州長科林頓競選，漢密爾頓失敗了。事後，曾經幫助漢密爾頓競選的伯爾，最終接受了科林頓委任的州司法部長的職位。這是他們之間第一次有了裂痕。漢密爾頓認為伯爾是缺少政治原則，去幫了他的對手的忙。兩年之後，1791年，在紐約州的國會參議員的競選中，伯爾擊敗了打算連任的漢密爾頓的岳父，取代了他的位置。而後者是國會中漢密爾頓最有力的支持者。伯爾進入國會參議院之後，又反對漢密爾頓提出的財政計畫。後來，伯爾反對漢密爾頓成為紐約州的候選人，而到1792年，漢密爾頓反對伯爾成為副總統候選人。

　　1800年，湯瑪斯·傑佛遜和伯爾得以入選正副總統，又因兩人票數相等，在決定誰是總統、副總統的問題上，形成僵局。按照憲法，這種情況下，將由眾議院一州一票決定。漢密爾頓看不起傑佛遜，但是更討厭伯爾。漢密爾頓表示，儘管傑佛遜在政治觀點上和他相衝突，卻「遠不是一個危險的人」，而伯爾則「一無是處，就連最偏袒他的朋友，都不會認為他有好的私德。他已經身敗名裂」。他宣稱伯爾「不論于私於公，都不是一個有原則的人」。因此，不能讓伯爾當總統。他積極活動，利用他在眾議院聯邦党人中的影響，遊說眾議員投票給傑佛遜。眾議院經過幾十次投票，終於選出傑佛遜成為美國第三任總統。伯爾落為副總統。

　　也許你會問，那麼伯爾這個人究竟如何呢？歷史學家一般認為，在對待公眾事務上，他和華盛頓將軍的形象恰成反比。華盛頓將軍沒有私心，而伯爾是個私心很重的人。漢密爾頓在15年中，當然是攻擊過伯爾的私德。可是，要漢密爾頓就他們15年的恩怨和對伯爾的攻擊作廣泛的道歉，又是不可能答應的要求。假如漢密爾頓這樣做了，那就是他自己的紳士名譽被終結了。

　　避免決鬥的「榮譽化解」是需要雙方退步的。大多數情況，尤其是處在決鬥時代的尾聲，在成熟的政治家之間，大家都知道，以生命為賭注不是上策。所以，一旦由於一怒之下發生的危機出現，他們大多是雙方在主觀上尋求保留各自面子的「榮譽化解」。在過去漢密爾頓和門羅的決鬥挑戰事件中，顯然可以看出，他們溝通的信件是在相互找臺階、也是相互給臺階的。而假如一方下定決心決鬥，另一方就很難解脫，因為強行掙脫的行為，本身是損害自己名譽的。正如漢密爾頓在留下的聲明中，坦承自己對伯爾的政治原則、品格和看法，都有過批評，也批評過他作為紳士的私人舉止。可是，漢密爾頓也表示，伯爾要求他作一個「不限定範圍的、廣泛的道歉」，是「超出了他的可能」。

　　又經過一段時間的通信談判，伯爾完全失去耐心，1804年6月27日，他對漢密爾頓發出了赴新澤西州某地「約會」的邀請。漢密爾頓要求推遲幾天，處理了自己的私人事務。他們雙方都各自立下了遺囑。如他們的助手事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他們雙方都是遵守了古老的決鬥法則，他們雖然是違反法律，可是他們遵循了維護紳士們榮譽的更高的律令」。

　　漢密爾頓和伯爾，他們不僅是政壇上的老相識，還是獨立戰爭期間的老戰友。1804年7月4日的美國獨立日，獨立戰爭義軍的老兵組織，「辛辛那提退伍軍人協會」聚餐，他們最後一次坐在同一席就餐。伯爾在那天顯得沉默而情緒低落，而漢密爾頓卻高亢地唱了一首英國軍隊的老歌：「戰士啊，為什麼你的事業就是赴死？」在此前一天，漢密爾頓還舉行了家宴，來客中，漢密爾頓邀請了他的政治對手傑佛遜的前私人秘書，還有他已與之決裂的前亞當斯總統的女兒和女婿。

　　美國獨立日的七天之後，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回顧這個事件，可以看到許多偶然的因素導致了事件的走向。但人們也發現，事情是如此複雜，除了政治觀點的「對和錯」、政治人格的「優與劣」以外，無可否認，還摻雜著在聲明中、在公開場合不會發表的個人私怨。可是，撇開這些之後，這個被稱為是「美國早期政治史上最戲劇性的一刻」，這樣一場歷史性的決鬥，究竟在告訴我們什麼？

　　漢密爾頓對伯爾的戒心不是憑空而起的。伯爾出生于名門望族，他的父親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他參加過獨立戰爭，是一顆迅速上升的政治新星。但是，他被包括漢密爾頓的很多人認為有野心而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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