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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第一屆內閣

  盧兄:

  你來信說,你也注意到英美的制度中設置的不同。

  在美國制憲之後,同屬西方文明的一些歐洲國家,也先後完成了從帝王專制向民主國家的過渡。這些國家,根據他們各自歷史包袱的不同,在民主的過程中,都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憲政制度。從制度的設置去看,你會發現,有些國家制度的條理以及制約和平衡的關係,因沒有像美國那樣有過一次整理,也就並不那麼許可權清楚。而美國本身,也因為制憲會議非常早,就有許多時代局限,有更多實踐中產生的特殊問題。

  那些制度上似乎不夠嚴密的民主制,都在運行的過程中慢慢補充完善。就像美國的「權利法案」,雖然在費城會議中沒有放入憲法,可是,由於民眾的要求,在合眾國國會的第一次大會上,就通過了十個保護個人權利的修正案,補充進入憲法。而紙上憲法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地方,由於實踐的補充,都能夠正常運行。特別是在英國,連現代的成文憲法都沒有,它的漸進改革,一拖幾百年,幾乎讓你講不出哪一天是他們「革命成功」的日子。可是,他們也一樣在運轉。

  英國的模式是很典型的自然演進。我們都熟悉法國的啟蒙時代,可是,法國如伏爾泰這樣的啟蒙大師,卻是在英國得到啟蒙的。英國制度的緩慢演進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它進程的漫漫歲月。在這個進程中,舊制度的非人道,是非常緩慢地被消除的,許許多多人因此而支付了他們的自由、甚至生命作為代價。法國作家雨果,曾經對英國的制度改革的不平衡很不以為然,因此以英國為背景寫了《笑面人》,抨擊英國在緩慢演進的道路上,依然黑幕重重。可是,無可否認的是,儘管緩慢,它還是從舊制度中走出來了。

  法國走的是大革命的道路,可是,革命之前、革命之後,其實還是需要一個緩慢的漸進過程,依然需要消耗時間和生命,需要經歷破壞和重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和價值觀的過程。

  美國介於二者之間。英國緩慢政治改革的進程是它的基礎,新大陸殖民地的重建,甩掉了英國歷史上政界糾葛的包袱,卻保留了制度改革的成果。獨立和原殖民地的聯合,又是另一個推進。它以一場戰爭,趕走了英國的統治,卻並沒有因此引發本身的革命。既縮短了英國式的緩慢進程,又避免了法國式的社會暴力和動盪。

  在制憲會議那年出生的美國政治家威廉·麥克雷(William Maclay),在提到制憲會議的時候,一向反對割斷它和美國建國前的歷史聯繫,反對把美國說成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或者是一群人憑空設計出來的。他認為過度的讚揚是一種「誇誇其談」,「仿佛在大家興高采烈地通過新憲法之前,美洲就是一副草木不生,河水不流的樣子」。

  美國政治家約西亞·昆西(Josiah Quincy)則認為,必須提醒大家,不要「在這巨大的幸運面前變得眼花繚亂,失去判斷力,將國家的繁榮偉大歸於我們自己的智慧,而不是歸於事態的進程和一種我們無法影響的指導力量」。

  他其實是在指出,美國的制度是經過西方文明長期演進後結出的一個果子。它也有一些特別的機遇。例如制憲期間,北美政治環境的相對單純,使得這樣一批「半神半人」的學者型政治家,能夠在政界長期生存並且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憲法誕生後的最初歲月裡,又是同樣的一批紳士在執政,並在這個過程中完善紙上憲法的不足。

  美國還躲避了一些相當兇險的災禍,也渡過了一些非常困難的關口,它也絕不是有了一紙憲法就一帆風順的。就連這些政治家們,在單純的政治環境改變之後,他們也多多少少隨之改變,有些人甚至有了很大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一部分政治家從對結黨的厭惡,到自己也參與政治黨派的運作。

  你已經知道,促成費城制憲會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作為一個國家的美國將合未合的狀態不利於經濟的發展。他們必須決定是聯合在一起,作為一個大國,建立大國的金融、經濟結構和信用,來面對歐洲和世界,還是回到小國寡民,各自照管自己的小爐灶。最後的決定你已經看到了。

  可是,在合眾國建立之後,並不是說政治制度就能夠替代經濟結構的構築。一個較好的政治制度,只是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走向自由、追求幸福的可能,而不是一個保證,它並不能一肩挑起所有的擔子。人們還是必須步步為營,小心翼翼地避開陷阱、渡過種種難關。例如經濟,仍然有它自己的規律,需要不斷研究和調整政策。你已經早就熟悉,美國在經濟非常繁榮之後,上世紀也有過如大崩潰一般的經濟大蕭條。而在建國初期,如何建立它的信用,穩定經濟形勢,對新生的國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憲法生效後,華盛頓將軍在各州派出的大選舉團裡,以全票當選為第一任總統,1789年春天在紐約市宣誓就職。新的聯邦政府最棘手的問題是財政。誰來擔任財政部長?聯合伊始,誰能收拾起這350萬人的國家的爛攤子呢?

  華盛頓總統最先想到的是他的老朋友,賓夕法尼亞州的羅伯特·莫利斯。

  莫利斯是美國革命的元勳,也是費城制憲會議的與會者。他在革命前就是一個成功的銀行家。獨立戰爭期間,戰爭需要錢,可是大陸議會沒有有效的徵稅措施,獨立義軍的供給經常得不到保障。華盛頓將軍主要就是依靠這位老資格的銀行家莫利斯。莫利斯籌款,主要是利用自己和歐洲銀行建立起來的長期關係,以他個人的信譽做保證,用未來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名義,向歐洲借款也向民眾發行債券,用債券充作士兵的軍餉。總之,是用借貸的辦法解決獨立戰爭的資金問題。有時候供不上了,他也掏自己的腰包。所以,莫利斯一直被稱為「大革命金融家」。可以說,假如沒有他,光靠虛散無力的大陸議會,獨立戰爭是難以為繼,支撐不了八年的。

  所以,華盛頓將軍不僅對莫利斯的理財能力很瞭解,兩人也有很深的友情。在華盛頓眼中,聯邦政府的財政部長一角,莫利斯應該是最佳人選。可是,這時候,莫利斯卻不幹了。對他來說,他有自己的生活。獨立、戰爭,是形勢所逼冒出來的非常事件;現在和平了,他得回到自己戰前的正常生活中去。聯邦政府還欠著歐洲銀行的巨額債務,連帶著他莫利斯作為擔保人的信譽也一塊兒破了產。他的當務之急是要為自己重建信譽,當了財政部長就不能為自己做了。於是,莫利斯向華盛頓總統推薦漢密爾頓。他說,在美國,只有一個人能夠拯救國家的財政信用,那就是漢密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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