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19)_林達

一九

　　這是法國制憲會議和美國費城制憲會議，在一開始就出現的最明顯差別。而這種保守主義精神，至今仍是美國最核心的價值。

　　可是，美國制憲會議曾經用「民主」一詞來表達了「過激民主」，使得後世的讀者們，常常概念混亂。因為我們往往習慣了死死地盯住「民主」這一個詞，而不去看幾百年來，它的內涵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

　　美國的建國者也讀著法國人充滿激情的啟蒙文字，可是卻沉穩地留在了他們原來的位置上，冷靜地和民眾保持應有的距離。這是怎麼發生的？也許，一方面，美國革命在北美的制度上沒有產生任何質的變革。看上去他們廢除了君王，可是，那是一個早就被大洋距離推遠了、弱化了的君王。而且，他們只是遠離君王而去，不是廢君，更不是弑君。各州的憲法、議會等，在革命前後大同小異。而美國制憲會議的參加者們，都是這個穩定制度的參政者，是改革過程的決策人，他們對其中出現的實際問題，有切膚之痛。

　　這就是我已經告訴過你的，在美國立憲之前的四年裡，發生過許多問題。其中典型的是羅德島的問題。羅德島的議會，那一段時間掌握在「農夫代表」手中，他們是多數，為維護自身的利益，就立法規定，債主一定要接受那些像廢紙一樣的紙幣。假如不接受的話，你不僅拿不回自己借出去的錢，還要罰款。這種借著「多數」侵害債權人的做法，被費城制憲會議的代表們看做是「流氓行徑」。就連溫和的華盛頓將軍，都曾在信中指責羅德島的行為是「無禮、不當、下流、可恥」。費城會議當然也邀請了羅德島，可是他們拒絕參加。

　　基於當時的民眾水準，康涅狄格州的羅傑·謝爾曼曾經提出，人民和政府之間的聯繫越少越好，人民總是想知道得多一點，結果知道了反而會迷失。來自麻塞諸塞州的傑瑞一針見血指出，「人民非常容易成為被假愛國者欺騙的愚民」。還有人說，根據經驗，以往的最大毛病都是因為「過多的」民主。他們幾乎都同意，如果說貴族專制是一種惡政，那麼，無限制的民主也一樣糟糕，也會是惡政。

　　麥迪森在「佛吉尼亞方案」中的思路，是費城會議的主流。他認為，一個公平的政府不能只由這個社會裡的一種人組成，不能只代表社會裡的一種利益。在任何社會裡，人群的不同，利益的不同，是永遠存在的；公平的政府必須代表所有的人群，代表不同的利益，而不是讓一種人來統治另一種人。他認為，大多數政府官員應該間接選舉產生，使得官員和投票者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從而使得政府不受民眾不穩定情緒的操縱。

　　麥迪森並不輕易信任民眾，他說，「在所有社會裡，一旦多數被一種共同利益或共同激情聯合起來，少數人的權利就會處於危險之中」，「在希臘和羅馬，富人和窮人、放債者和借債者、貴族和平民，輪番壓迫對方，彼此都毫不留情」，雙方都可能是殘忍的。他直言不諱地舉了美國當時多數對少數壓迫的例子，「即使處在今天這樣一個非常啟蒙的時代，僅僅因為膚色不同，就構成人類最殘酷壓迫的基礎」。

　　在費城會議上，僅有的三四個出身底層的人，以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代表，全部表現出了他們對民眾不信任，強烈主張精英治國。而僅有的幾個大聲疾呼要信任民眾，警告要警惕過分貶低底層民眾傾向的人，卻是出身名門望族，家產萬貫。其實這是非常好理解的，前者從底層掙扎出來，深知其複雜的底細，而後者遠離底層陰暗面，就更容易從人道理論出發，更帶著民主理想的色彩。

　　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在美國的建國者中間，最有「激進民主」傾向的，其實是當時沒有來開會、留在巴黎當美國大使的湯瑪斯·傑佛遜。他有關民眾自主權利的言論，在現在看來，是幾近完美的現代民主經典。例如，他說過，共和政府的真正基礎，在於每位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包括人身權和財產權。而他當時對民眾民主的熱情頌揚，聽上去就像是一個法國浪漫作家的翻版。

　　湯瑪斯·傑佛遜有民主理想的嚴肅思考，也有浪漫性格和巴黎沙龍結合的情懷。費城會議的「保密規則」傳到巴黎，傑佛遜就表示很不滿意。

　　對謝思暴動，當時遠在巴黎的傑佛遜，給當時在倫敦的約翰·亞當斯夫人寫信，說自己喜歡這樣隔三差五地有點小叛亂：「這種抗拒政府的精神非常可貴」。他還寫信給亞當斯的一個晚輩親戚：「假如我們每20年沒有這樣一個騷亂，那才是叫糟糕！在一兩個世紀中犧牲少數幾條生命又算得了什麼！自由之樹，必須不時地靠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灌溉，方能得到新生。鮮血是自由大樹的天然養分。」這大概就是革命前後的法國知識界普遍的氣氛。有著浪漫氣質的傑佛遜深受感染。直到多年以後，在他和亞當斯著名的通信中，老年的傑佛遜，才開始反思自己當時的看法，他向老朋友承認，自己那時是過於激進了。

　　傑佛遜有許多非常精彩的民主議論，讓今天的學者感歎他思想的超前。然而如若「超前」實踐，即突破時間限制的實踐，又會是危險的。所幸的是，美國建國初期是保守的主張集權的聯邦主義者執政，在費城制憲會議後的十餘年時間裡，成功地建成了一個共和政府的平臺，恢復了美國的信用，建成了法治，然後才輪到湯瑪斯·傑佛遜當選總統。這一「時間表」是美國建國初期的幸運。

　　可是，往另一個方向走，也同樣有值得警惕的問題。

　　60歲的梅森是華盛頓將軍的老友，「弗吉尼亞州憲法」的起草人之一，「佛吉尼亞權利法案」的起草人，一個堅定的共和主義者，還是一個擁有大片土地的富人。他提醒說，他雖然也和別人一樣，對人性弱點表示疑慮，卻也擔心，是否會因避免過度民主而走向另一個極端。他說：「我們必須兼顧各階層人民的權利。不管他們的地位高低，要保障每一個公民的福利。」為此，他明確主張，國家立法的第一院眾議院，應該是來自民眾，同情和代表我們社會的每一個人。他很動情地說：「所謂一般大眾，不是很快就會包括我們自己的子孫嗎？」佛蘭克林也一再表示，反對過分依賴精英和過分信任富人。

　　因此，在他們的意識中，最重要的是不要「過分」，是分寸的把握。

　　必須指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是，這樣辯論的基礎，是雙方都站在民眾利益的基礎上，他們是在追尋一個「共和夢」。即便是對民眾的能力充滿疑慮的一方，也相信自己的立場，更符合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在這個前提下，在這樣的辯論基礎上，才可能導致在此後美國的發展歷史中，兩種觀點不是走向對立極端的輪換，而是走向互補和平衡。

　　如何適當處理自己心中湧動著的道德感，如何克制對自己在公眾面前樹立道德形象的追求，如何維持常識、保持一顆平常心，說出事實，這看上去是知識階層屬於個人修養的小問題。可是，因為它的群體放大效應，成為現代社會知識界最大的問題之一。即使在今天的美國，那些著名的歷史學家，在寫到這些故事的時候，提到他們前輩的「不夠民主」的言論，他們常常會有點害羞、也有點抱歉地做著解釋。

　　今天民主進程已經大大深入，知識界對專制的批判已經非常徹底，而對民眾的弱點可能導致的暴力和非理性，卻常常還是閉著眼睛繞開，或是為其尋找理由。在這個問題上的反省，越來越艱難。因為民主大潮的副產品，就是知識界日益把批判專制、強權，看做是為眾人稱道的獨立精神，而沒有勇氣悖「民眾大潮」而行，持獨立思想言論於民眾和知識界同行。他們不再有費城制憲者們自然的道德自信。

　　下次再聊！

　　祝好！

　　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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