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11)_林達

一一

　　我們也見慣了這樣的場面，一旦沒有重量級人物壓陣，一群意見各異的人們馬上就要吵翻天。是啊，我們都知道，人實在是一種很難說服的動物，人不僅會趨向於自以為是，而且常有虛榮、固執的一面。一旦爭執發生，不要說認為自己沒錯，就是明明知道自己是錯的，也會因為放不下面子，就非要堅持自己錯誤的主張。

　　華盛頓這個會議主席，是被麥迪森和其他人花了很大力氣才勸來的。那麼，這樣一個不吭氣的主席，是不是讓大家很失望呢？其實他們都是華盛頓多年的好友或政界同事，他們對他再瞭解不過。再說，這些美國紳士對會議主席的理解，也本來就不以為他應當是自以為是的領袖，而只應當是一個謙和的「公正」的象徵。他們之間的這種默契，其實已經是一種文化習慣。

　　這個會議本身就是一個民主實踐。他們在會議之前，先制定規則。

　　規則規定，代表發言，必須站起來面對主席，先稱主席「先生」，然後把會議主席作為表達自己意見的對象。在提到在場的他人時，要用第三人稱。

　　這樣一來，即使有非常對立的不同意見，看上去發言人也是在向主席正面表述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和不同意見的人在直接爭執。主席按照慣例是中立的，於是針鋒相對的觀點，被隔在了主席這堵防火牆的兩邊，想吵也吵不起來了。這些規則來源於英國的國會規則，一直在英國保持到今天。現在每次電視轉播他們的國會辯論，我們都要稍稍看一會兒，因為實在很有趣，他們幾百年練下來，已經非常熟練。議員們一個個伶牙俐齒，飛快地把自己與對手的爭執，轉化為面對主席的陳述。激烈，卻很有秩序。

　　規則中還有現代辯論中的「同等時間」原則，對一個議題，每個人的發言時間是同等的，一圈一圈地輪過來。甚至有對禮儀的規定，規定發言者要文雅禮貌。別人發言時，不可喧嘩走動，不可看書看報。每次會議結束，等主席起身離開，代表們才能起立離座。

　　他們還仿照自己在各州議會的長期經驗，搬來一些議事程式。例如，委員會的制度。這個制度在美國議會一直保持到今天，而且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今天的美國國會，都組成不同的委員會，像外交委員會、預算委員會等等，讓議員們能夠根據自己的專長，內行地對一些國事專題深入探討、提出建議。

　　讓內行的委員會在小範圍裡討論出推薦方案，表決通過，再提交大會討論和表決，這種做法比較好理解。可是，在今天的英國議會下議院，還有一種全體委員會，出席的是所有的人。就是同樣一撥人，以委員會的名義先做出一次決議，這個決議只算是委員會的推薦方案；還是這撥人，在全體大會上再表決一次，才算是正式通過的決議。

　　這聽起來簡直就是多此一舉，可是，在英國議會歷史上，卻有重要的理由。

　　當英國國王還出席議會的年代，平民百姓是不能太過放肆地議論國家大事的，不小心說過頭就可能被入罪。一旦龍顏大怒，議員就麻煩了。也就是說，沒有現代議會的「議員豁免權」。後來王權漸弱，英王不再出席下議院會議，妥協的做法是，議長面前的桌子上，必須放著代表國王的權杖，以示王權威懾還在。英國下議院的對策就是，另設委員會。委員會開會，就可以把權杖收起來，表示國王不在，而且，議員們的發言和表決都不予記錄，國王被蒙在鼓裡，也就無從發怒。這就是「全體委員會」的來歷。

　　熟悉英國議會制度的代表們，在費城會議中也設立了全體委員會，作用卻不一樣。它只是一個矛盾的緩衝設置。全體委員會討論時，華盛頓不再「高高在上」做主席，而是坐到自己那個州代表的桌子旁。討論一陣，就表決一次，看看結果如何。這時的表決結果，只相當於委員會推薦方案，是對可行方案的試探。可以一次一次地表決、試探。這種嘗試接近的感覺，使大家比較容易放鬆，互不相讓的意見也容易漸漸平衡。一直到統一得差不多了，才作為方案提出。然後，原班人馬，再開全體大會，華盛頓回到主席椅子上，再次正式表決。

　　代表們多數任殖民地議會或戰後州議會的議員多年，執行這些英國式規則，可以說是輕車熟路。這是紳士們的規則，典型地表現了英國式的經驗主義智慧，也在證明著民主作為一種文明成果，是怎樣在有教養的階層中生長出來，因為它是不可能從街頭市井的吵架中誕生的。規則雖小，背後卻是漫長積累的文明。

　　這些規則，也讓我又一次想到那個「民主」概念。

　　現在人們常常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這有時候讓人很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搞不清這民主明明是一種制度，怎麼又變成了生活方式？但從這個思路推衍，也許更容易理解，民主制度背後，是一種思維方式。

　　制度背後，是一種思維的表達。它主張人的平等、寬容，主張一種自由意志與另一種自由意志之間的相互不干預、妥協、禮讓、雙贏，等等。我們把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稱為民主式的思維。一個人的個體生活，是不需要什麼民主的。

　　也許不必把「制度」二字看得過於高深莫測，制度也可以是非常小的規則。例如，文明產生了符合民主思維的開會原則，就是「讓我說話，也讓你說話」，「誰也不能一個人說了算」，「我有說話的自由，你也有說話的自由，我的自由不能侵犯你的自由」，「要相互尊重」，「要遵守大家規定的程式」等等。

　　這樣的規則，可以用來開費城制憲會議，也可以用來開非常小的會議。這些思維方式，可以在大大小小的社會交往中都形成一些規則，最後，逐漸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成為一種習慣。個人養成這樣的習慣，我們會說，這個人有「民主性格」，而一個社群以這樣的習慣交往，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了。以這種思維方式去主導建立一個政治制度，就是民主政治制度了。

　　今天人們在討論的民主，往往都是指政治制度。為什麼要去牽扯出「民主是一種思維方式」或者非政治領域的「生活方式」呢？我想，政治制度，其實是需要一個相應的社會文明程度去配合的。在民主制度自然生成的國家，是文明的土壤長出了這棵制度之樹，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沒有這樣的土壤，壓根兒長不出這棵樹來。

　　你想想，我們就說這個費城制憲會議吧，假如會議本身是以一種「專制的思維方式」在舉行，假如華盛頓將軍什麼都要他說了算，誰都要聽他的；或者裡面開會的人個個膨脹著「專制性格」，互不相讓甚至爭鬥得你死我活，你還怎麼指望由他們為一個「民主社會」制定一部能夠認真實行的憲法？在初生的美國尤其如此，他們不是在移植一個現成的制度，而是在自己孕育。假如他們的文明程度還沒有達到，那麼，美國憲法這個新生兒，也許根本就不會在費城獨立宮，在那間擠著一些鋪著綠臺布桌子的房間裡誕生了。

　　也許你會問，那麼，對那些移植他人文明制度的地方呢？我想，制度是容易的，因為已經是現成的了，例如可以去抄一部憲法，可是制度之樹生長的土壤，仍然是需要改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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