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6)_林達

六

　　於是，歐洲各國紛紛私下盤算，這美國「國不成國」，和它簽了條約也等於白簽，也看不到聯邦政府的執法能力，所以，要簽訂條約還是和各州打交道，看上去還可靠點。結果弗吉尼亞州就真的「跳過美國」，自己單獨核准了對英國的條約。在南方，佐治亞州因為土地往西伸展到密西西比河，和西班牙殖民地相接，心裡一直打鼓。因為佐治亞州地方極大、人口極稀，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自己根本對付不了，就希望聯邦能夠幫忙抵抗西班牙人，保護自己的土地。可其他幾個州沒有這樣的威脅，事不關己，自然一心想和西班牙人保持和平友好關係。當時的這個「美國」，在外交上，都找不到什麼一致的「美國態度」。

　　獨立之後，美國軍隊已經基本不復存在。到1787年，戰爭部長諾克斯將軍手下只有三個書記官，下面只有象徵性的700個裝備不良的「美國兵」。各州還開始抱怨，說是既然沒有軍隊了，還要徵稅幹什麼？聯邦的大陸議會還是沒有直接徵稅權，本來講好各州出錢養聯邦政府的，各州又紛紛開始拖欠，甚至拒絕交錢。沒有錢，聯邦政府本身都岌岌可危。

　　今天，全球化是熱門話題，我也覺著夠稀罕。世界的全球化其實早已經開始了。它的標誌是國際貿易的發達。18世紀末年，在一個拓荒者樂園的美國，儘管各州之間陸路交通不便，可也在趨向於越來越多的交往，和歐洲的水路貨運已是一天都不能中斷了。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美國各州和歐洲的聯繫，有時比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繫還多得多。當時絕大多數美國人還是農夫，處於一種自然經濟狀態。可是，美國已經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閉關自守」了。你一定很難想像，在那個時候，新生的美國不過是一個經濟和各方面都落後的國家，面臨如何與外部發達世界「接軌」的問題。

　　那時，最基本的貿易交往，到了美國都會成為問題。由於硬通貨緊缺，歐洲的製造商只好先把貨物賒給美國的進口商，進口商再分給各地的零售商，零售商給了本地農夫。一路賒欠下來，到了收錢的時候，反向的路卻行不通了。因為這些美國農夫，平常過日子，現金短缺不是什麼大問題。農夫們在附近小鎮上用記帳的辦法做交易，等到農產品出來，再交給商人來抵帳。農夫沒有現金也能對付過日子，每年過手十來英鎊就打發了。但到了要還錢的時候，農夫們沒有信用穩定的硬通貨，只有土地、房屋、牲口，還有的就是正在混亂貶值中的債券、紙幣。

　　農夫賒帳在美國鄉下其實持續得很久。我們的朋友安琪，才三十多歲，她說起小時候在我們附近鎮上的生活，都還是樣樣賒欠，連汽車加油都記帳，到一定的時候結清一次。但是在建國初期，現金還是少不了的。除了購物，還有交稅，雖然有時候也用農產品來抵稅，但稅務官逼著要現金交稅的時候，就行不通了。現金短缺不但貿易成問題，還造成美國的社會動盪。因為大量農夫拖欠商人和銀行的債務，無錢償還，惡性循環就開始了。商人當然把欠債的人告上法庭，法庭依法允許債主拍賣欠債人的房屋土地，甚至把他們關進債務監獄。沒錢當然也交不出稅來。這樣的問題個別出現倒也算了，一普遍，就說明整個社會在出問題。

　　頭腦並不複雜的民眾會想，不是說民主了嗎？民主不是多數人做決定嗎？這好辦！於是，欠債的農夫一多，就群起要求州議會通過立法，允許他們緩償債務，要求州里加印紙幣，還要求立法強令債權人接受紙幣作為還款。可是，信用不良，紙幣貶得飛快，債主當然堅決不肯接受，認為這簡直就是搶劫。

　　在另一些州裡，債主們遊說州議會，不要通過這樣的法律。可是，這樣一來問題並沒有解決。欠債的農夫們走投無路，開始造反，他們憤怒地成群沖進當地的法庭和拍賣場，迫使它們關門。從1784年開始，新澤西等好幾個州，都發生了這樣的農夫騷動。雖然一一平息下去，但美國社會是不安定的。

　　最震動的一次衝突，是1787年1月的麻塞諸塞州農夫暴亂，這就是美國歷史上有名的謝思暴動。一個叫丹尼爾·謝思的農夫領著抗債的農夫們真槍實彈地動了武，試圖攻佔州政府的軍火庫。他們和州國民兵打起來，當場打死三個人。最後農夫們被驅散，領頭的丹尼爾·謝思躲了起來。

　　丹尼爾·謝思本人是參加過獨立戰爭的英雄。也許是戰爭留給他的影響，他沒有帶領農夫走向合法途徑，卻走向了火藥庫。麻塞諸塞是最早的殖民地之一，有著漫長的法制傳統，因此，這一事件在美國政界、知識界都造成極大心理衝擊。人們對訴諸暴力的方式感到震驚和厭惡，但是，又不得不承認農夫有自己的苦衷，是國家本身沒有管理好。

　　在國家制度不完善、管理不當的時候，處理這樣的案子是非常需要智慧的。當時的州政府認識到了，既要強調法治，但又不是殺雞儆猴。他們儘量克制地處理此案。謝思暴動逮捕的14名領頭者，因為打死了人，經法庭判處死刑。但到了1787年1月，還是獲得了州長的赦免。州政府也勸導參與暴動的農夫冷靜下來，引導他們回到合法求訴的道路，派出農夫代表，到州立法機構去申訴和力爭。他們的要求後來在州立法中得到了相當一部分的滿足。但是，從美國來說，問題沒有根本解決，「積弱的社會」本身顯得沒有出路。

　　那些許多國家後來一一遇到的所謂「農夫問題」，金融問題，等等，在新生的美國都未能倖免。

　　從後人的眼光來看，當時美國的問題雖然複雜，並不是沒有辦法解決。只是，美國人必須認識到，這已經是一個幅員遼闊、成分複雜的大國。世界在向前發展。人們已經不可能僅僅依靠分散的、自然的狀態，應付一個需要良好政府組織的現代社會。假如說，民主不是一個簡單的理想，而是一種幫助人們取得自由的制度，那麼這個制度必須經得起複雜的、發展著的現實的考驗。

　　美國對於自由的簡單理想，以及對於民主制度的最初嘗試，在現實中屢屢碰壁，首先使得一些精英開始反省。在這些精英裡，有一個奇特的、幾乎像是先知一樣的天才，他就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他一生全是戲，可惜多半是悲劇。

　　漢密爾頓是個移民，曾經是華盛頓將軍的侍從官。這軍中的一老一少，始終維持了很深的友誼。我想，這不僅是戰場上的生死與共，還和他們兩人都是實幹家有關。漢密爾頓很早就給歷史留下了一封著名的給友人的信，洋洋灑灑，長達17頁。在那封信裡，他已經在期待一個有實權的國會，呼籲一個制憲會議，希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

　　那還是1780年，戰爭還沒有結束，更是在開費城制憲會議的七年之前，而年輕的漢密爾頓還只有20歲出頭。他只是在戰爭中，深切體會到「大陸議會」的軟弱無力，不堪一個大國的重負。此後的七年中，他幾乎沒有停止地四處呼籲制憲會議的召開。當然，最後還是內外交困的局面，才真正把大家逼進了費城的制憲會議：除了驚心動魄的謝思暴動外，當時還有兩個州為一條河的航行權，僵持不下，爭得不可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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