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67)_林達

六七

　　三

　　就這樣，整整五十年過去了。

　　1998年早春，紐約現代美術館喜氣洋洋，他們租展了來自奧地利國家支持的基金會的兩張埃貢·席勒（Egon Schiele）的作品。真是很巧，埃貢·席勒的畫風最初就是受了克裡姆特的影響，埃貢·席勒和克裡姆特見面的那年，就是費爾迪南請克裡姆特為妻子阿德勒畫肖像的1907年，當時才華橫溢的埃貢·席勒還是個十七歲的少年。非常難能可貴的是，埃貢·席勒馬上掙脫了克裡姆特的影響，開拓了自己的獨立風格。可惜他只活了短短的二十八歲，在1918年就去世了，在奧地利堪稱畫界傳奇。

　　說句老實話，我非常喜歡埃貢·席勒，卻並不那麼喜歡克裡姆特。也許是因為年輕，埃貢·席勒即便是描繪死亡，都充滿生氣，而克裡姆特哪怕是鋪滿了金燦燦的豔麗色彩，依然讓我聞到裡面透出的死亡氣息。當然，克裡姆特能夠如此藝術性地傳達感受，自然是非天才莫屬。

　　由於歐洲的排猶和「二戰」中的迫害屠殺，致使生活在美國的猶太人甚至比以色列人口還多。埃貢·席勒畫作的展出，使得當年納粹對藝術品的掠奪和奧地利政府戰後處理猶太人藝術收藏的劣跡，沸沸揚揚地被人們舊事重提。五十年過去了，奧地利政府當然也早就改朝換代、更換新人。奧地利文化教育部長蓋勒（ElisabethGehrer）是一個女士。她顯然對這段歷史不明就裡，不知道裡面還可能有什麼貓兒膩。為了平息人們對奧地利國家形象的非議，她大大方方地宣佈將公開歷史檔案，容許公眾查詢，以證明奧地利國家擁有的藝術收藏中，已經沒有非法掠奪侵佔的東西了。

　　一位元奧地利作家兼記者切甯（Hubertus Czernin），利用公開的舊檔案作研究，寫成系列文章，把下令公佈檔案的蓋勒部長嚇了一大跳。他的文章揭露，奧地利國家博物館系統，戰後控制納粹掠奪的猶太人收藏的遺留，特別是主要的三大家族收藏，其中包括「布洛赫-鮑爾收藏」，從中大為獲益。他特別指出，著名的《阿德勒·布洛赫－鮑爾夫人肖像》在博物館的宣傳品中，一向說是1936年接受的捐贈，其實檔顯示，博物館是在1941年接受這張畫，依據的是希特勒的律師寫的一封信，信的署名是「阿道夫·希特勒」。

　　蓋勒部長的回應是，停止開放舊檔案，但是任命一個叫巴切爾（Ernst Bacher）的官員帶領一個專家委員會進行調查。他們的調查報告基本肯定了切寧的研究，國家博物館侵佔了大量猶太人私產。報告指出，所謂的戰後「捐獻」，是受到政府部門的脅迫，對「布洛赫－鮑爾收藏」的說明是虛假的。

　　1998年9月，蓋勒部長提出新的立法提案：博物館內凡是因戰後以禁止出口脅迫原主捐贈的藝術品，一律歸還原主。同年12月奧地利國會全票通過立法，並且由總統簽署通過。同時，由另一條立法決定建立一個委員會負責具體甄別和操作，委員會由蓋勒手下的一個官員烏朗（Rudolf Wran）負責。法令簽署一個月後的1999年1月，政府准許切寧對博物館的「布洛赫－鮑爾收藏」檔做拷貝，他把拷貝交給了瑪麗亞的律師。這時「金色克裡姆特」的繼承人第一次知道，當初政府對他們的委託人提到的阿德勒遺囑不是事實。同年2月，應歸還另一個家族的幾百件藝術品也被確定下來。應國會要求，蓋勒部長在報告中確認，克裡姆特畫作也屬於受脅迫捐贈之列。奧地利媒體開始報導：克裡姆特畫作要歸還了。

　　奧地利的這一系列動作，使人感覺，似乎奧地利這個「二戰」中的納粹國家，終於翻過這一頁，可以開始新的篇章了。

　　四

　　可是，歷史在這裡又拐了一個彎。

　　看上去，似乎拖了半個世紀的「布洛赫－鮑爾收藏」，終於可以物歸原主了，卻又出現了節外生枝的情節。不僅反映了奧地利政府對國寶的不舍，更牽扯到奧地利政治思潮的一段逆流。

　　一個世紀過去，現代美術不僅被廣泛接受，轉折時期的早期現代藝術大師經典作品，也成為拍賣市場的寵兒。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布洛赫－鮑爾收藏」中的克裡姆特畫作，是克裡姆特作品的核心之一，奧地利畫廊是維也納最重要的博物館，這些畫作是他們的招牌、是鎮館之寶，幾乎是奧地利國家的標誌。因此，委員會以烏朗為首的幾個人，仍然試圖阻擋這批克裡姆特畫作歸還私人。

　　這裡的關鍵是對1923年阿德勒遺囑的判定。假如遺囑具備法律強制的效力，那麼在她的丈夫費爾迪南去世的時候，不論他是否願意，他都必須按照阿德勒遺囑捐出克裡姆特畫作，也就是說捐贈在1923年遺囑中已經確定，只是捐贈時間定在費爾迪南去世的那一刻。假如阿德勒遺囑不具備法律強制的效力，那麼這只是阿德勒對丈夫表達的一個請求，他可以答應，也可以不答應。即使曾經表示答應，也可以中途改主意。假如判定是前者，那麼繼承人就失去權利，這些畫也不再屬於根據新立法要重新甄別的範圍，因為捐贈在戰前就被確定，談不上「戰後強制捐獻」了。

　　可是，由於畫作本身並不是阿德勒的財產，而是她的丈夫費爾迪南的財產，因此，這個判斷在法律上應該說並不是非常困惑的事情。費爾迪南繼承人的律師勳伯格（E. Randol Schoenberg）認為，從法律上來說，1923年阿德勒遺囑只是一個請求而已。可是烏朗拒絕和他討論案情，拒絕他對事實的一些書面解釋成為委員會成員閱讀的檔，也拒絕律師在委員會投票之前陳述。在拖到1999年6月表決的時候，烏朗還在委員會做了一些手腳和誤導，最終投票的結果是：不歸還那五張著名的克裡姆特畫作，只歸還十六張克裡姆特素描和十九套瓷器。這些也都是五十年前為了換取其他物品出口而被迫「捐獻」的。

　　投票明顯不公正，受到奧地利政府行政機構的操縱。一名委員會成員伊莎貝爾（Ilsebill Barta-Fliedl）在年底辭職抗議。她發表聲明說，委員會從一開始對歸還猶太人藝術收藏就缺乏誠意，尤其是對「布洛赫－鮑爾收藏」的投票，更是預設立場的結果。

　　看到投票結果，律師勳伯格非常震驚，他寄希望於提出這個新法案的女部長蓋勒能夠主持公道，他在給蓋勒的信中指出，委員會在決策過程中嚴重違反了程式公正的原則，他請求對阿德勒遺囑進行司法仲裁。這一次，意外地遭到蓋勒部長的拒絕。蓋勒回信中建議：你們不服，可以去法院告。打聽下來，奧地利的民事法庭要求預先繳納巨額訴訟費用，費用是訴訟標的價值的一個百分比，水漲船高。由於爭議的是名畫，在申請部分減免後，訴訟費仍然高達三十五萬美元。三位繼承人都不富裕，瑪麗亞當時已經八十四歲，還在以服裝設計師的身份工作。四十萬美元差不多是三位元繼承人的全部積蓄。再說，假如輸了官司，他們還必須另外繳納對方的五十萬訴訟費。就在這個時候，政府部門宣佈，在計算價值的時候，還必須把判定歸還而沒有爭議的素描和瓷器的價錢全都算進去。這時他們才意識到，此刻的奧地利政府，根本不想物歸原主。

　　他們漸漸看到，奧地利社會和政壇正在出現戰後第一次極右派回潮。10月份就要大選，蓋勒所屬的右翼政黨還落在民調的第三位，不是因為「太右」，而是「還不夠右」。民調排名在他們前面的極右派自由党頭頭，公然發表讚賞當年納粹党衛軍軍官的言論，並且宣稱當年的所謂猶太人死亡營，只不過是「刑事犯的監獄」罷了。在這樣的潮流下，關心自己政治前程的蓋勒也加入了否認「浩劫」歷史的行列。此時她再站出來幫助猶太繼承人，顯然很不合時宜。這樣的大背景下，費爾迪南的繼承人在奧地利無法尋求公正就是很必然的結果了。

　　早在1955年5月15日，奧地利政府曾經簽署了一個國際條約，其中第二十六條的意思是：自1938年3月13日以來，有許多被侵佔的私人財產歸還沒有執行，奧地利政府同意這些財產必須歸還。這個條約顯然是特指德奧納粹時期的侵佔。1938年3月12日，是德軍進入奧地利的日子，從此德奧宣佈合併。

　　根據這樣的國際條約，奧地利政府應該歸還納粹時期任何被侵佔的私產。瑪麗亞流亡美國之後入籍，作為美國公民已經六十年，律師勳伯格認為，在奧地利這樣的政治大氣候下，唯一的出路是根據奧地利簽署的國際條約，通過美國政府為自己公民尋求公正的干預來解決，他說，假如不是這樣，「這些錯誤將永遠不會被糾正」。

　　1959年5月15日，駐奧地利美國大使就該條約二十六條照會奧地利，明確表態：在條約範圍內，對那些現在還不知道的、未來可能出現的個人追溯歸還私產案件，保留追溯的權利。「布洛赫－鮑爾收藏」一案，應該涵蓋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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